60年前，加繆當著薩特、馬爾羅、庫斯勒和斯珀貝的面突然發(fā)問：“你們不覺得我們都應(yīng)對價值虛無負責嗎？假如我們都拋棄尼采主義、虛無主義和歷史現(xiàn)實主義會怎樣？假如我們公開宣稱自己犯了錯，又會怎樣？假如我們承認世上有道德價值存在，我們應(yīng)為確立、彰顯道德價值恪盡職守又如何？難道你們不覺得，或許希望會從這里萌芽嗎？”托尼·朱特把它視為一個賭博：至今它仍然存在，而且賭注越發(fā)高昂——方今之世，法國縱然已擺脫那惡性循環(huán)，但價值虛無的誘惑，政治和階級沖突似乎已隨資本的一統(tǒng)天下降格為內(nèi)部矛盾，那吸引過一代代知識分子的“希望”果真已成奢談，淪為一群智力過剩者的庸人自擾了嗎？托克維爾的痛心疾首之語不應(yīng)成為頹然的理由，而應(yīng)是激發(fā)知識分子良知的恒久動力：“我已厭倦不斷地將迷惑眼目的云霧誤以為是彼岸……我們的命運是否注定就是永遠與大海搏擊！”

自2004年接手羅納德·阿隆森教授《加繆和薩特》的翻譯工作以來，法國知識分子及其與當代思想史的關(guān)系始終是我關(guān)注的題目。2005年該書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嚴搏非老師得悉后約我翻譯本書，交托之際，亦以“責任的重負”相勉。今日交稿，唯愿不辱使命。

托尼·朱特教授此書的價值自不待言，“法蘭西綜合癥”被他解剖得淋漓盡致。尤其萊昂·布魯姆的遭遇，政敵對他的毒辣攻擊，以及那種揪老底、揭動機的思維方式，讓人分外熟悉。類似的失范決非政治文化領(lǐng)域獨有，更非法國一家獨有；一個沒有接受過現(xiàn)代公民政治訓練的民族，即便爭取到了理想的公共空間也是枉然，到最后只能各自撿起叢林法則抵擋橫行的偏見、狂妄與自私，繼續(xù)享受來之不易的自由平等。

《責任的重負》沿襲了國外學術(shù)著作的一些共性：篇幅不論大小，邏輯結(jié)構(gòu)緊密無比，洞見如泉涌，多至千頭萬緒，根本不是一兩個中心句可以概括的。遇到的若干疑難，我只得直接請教朱特教授本人，翻譯此書過程中，我對這位思想史和國際關(guān)系問題方面的專家的學術(shù)功力的認識不斷加深。

仍然要感謝那些朋友：周麗華、張媛媛、何家煒、馬慧元、沈茂華、盛韻、顧青等等許多位，希望這本譯作也能讓他們喜歡。書中但有翻譯問題，懇請讀者諸君能予以指正。

章樂天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