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復旦大學出版社賀圣遂社長策劃了一套“三十年集”系列，邀我參與?！叭辍保侵?977年恢復高考與1978年恢復招收研究生至此已30年，因此他想在這兩年或稍后考上大學或研究生的人中物色一些人各編一本集子。集子的體例是每年選一二篇文章，學術論文與其他文章均可，再寫一段簡要的紀事，逐年編排成書。我按體例編成一書，取名《后而立集》?！叭ⅰ?，可惜我到33歲剛考取研究生，學術生涯開始得更晚，能夠編入此書的任何文字都產生在“而立”之后。

到了今年，梁由之兄得知12月將是我七十初度，極力慫恿我續(xù)編至今年，重新出版。他又主動接洽，獲賀圣遂先生慨允使用《后而立集》的內容。于是我仍按原體例，續(xù)編了2008年至2014年部分，同樣每年選了兩篇文章，寫了一段紀事。新出版的書自然不宜沿用舊名，由之兄建議以其中一篇《我們應有的反思》的篇名作為書名。開始我覺得題目稍長，在重讀舊作后就深佩由之兄的法眼，欣然同意。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泵康椒晔?，總免不了用孔子的話對照。但圣人的標準如此之高，每次對照徒增汗顏，因為自知差距越來越大。年近七十，不僅做不到不逾矩，而且離隨心而欲的境界遠甚。這些舊作基本都是我四十歲后寫的，卻還談不上不惑，相反惑還很多。但畢竟有幸躬逢改革開放，特別是當初倡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否則我不可能在1988年寫出《統(tǒng)一分裂和中國歷史》這樣的論文，并且能入選“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并獲獎。這些文章在學術上未必有多少貢獻，差堪自慰的是我始終在反思，所以盡管時過境遷，對今天及以后的讀者還有些意義。

就以《我們應有的反思》為例，那是為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五十周年在1995年寫成的。由于此文的重點是反思，有些觀點和說法與主流有差異，發(fā)表過程還頗有周折。有幸發(fā)表后引發(fā)了不小的反響，包括日本的輿論在內，后來一位日本學者還專門到復旦大學找我討論，一位旅日學者發(fā)表贊同我觀點的文章后還引發(fā)激烈爭論。19年后，面對中日關系的復雜形勢，我認為我的反思不是過頭了，而是還不夠，但基本是正確的。去年和今年我兩次向政府建議應隆重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七十周年，是當年反思的繼續(xù)。但當年的反思也有兩點失誤：一是沒有料到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會如此迅速，以至不到20年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而我對中國的評價與預測都偏低；一是當時尚未了解歷史真相，還沿用了蔣介石、國民黨不抗日的陳說，涉及歷史的一些說法在今天看來多有不妥。還有一點，當時不知道中日建交后日本究竟給了中國多少援助，政府贈款和多少，日元代款有多少，直到200年中日建交三十周年時政府才公布總數(shù)達1900多億人民幣，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謝。我支持我國政府的立場，這筆援助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確起了很大作用，該感謝的還是應該感謝，不能與戰(zhàn)爭賠償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