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口年齡結構大幅度變動引起的問題。中國人口既不是靜止人口，也不是穩(wěn)定人口。由于政治和社會因素對人口發(fā)展的強烈干預，常常造成人口的劇增和劇減，各個歲數或年齡段間經常出現(xiàn)很大的差別。以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例，如以當時9歲的人口數為100％，1歲的就只有69.27％，4歲的只有74.25％；如以19歲為100％，20歲至23歲的（出生于1959－1962年）都在57％以下，其中21歲的（出生于1961年）竟只有39.00％。這樣大幅度的變化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特別是教育、勞動就業(yè)、結婚生育、醫(yī)療保健、住宅、商品供應、公共設施的發(fā)展和維持帶來很大的困難。如當低出生年份的人口進入學齡時，小學可能會產生40％以上的富余；但等下一輪高出生年份人口進入學齡時，往往又得全部恢復。小學至高中這種大幅度的起落至少要持續(xù)到20世紀末，而不同年齡段勞動力的變化無疑要影響21世紀，就業(yè)高峰與勞動力不足會交替出現(xiàn)，又會在不同地區(qū)間并存。一般操作人員和初中級科技人員還能依靠較長的年齡段之間的調節(jié)來保持大體均衡，需要特殊技藝的人員和高級科技人員間就會出現(xiàn)斷層?！拔幕蟾锩焙托碌臈墝W厭學風已經或者必將加劇這些斷層，21世紀初將在高校和研究機構中造成嚴重影響。上海等地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按目前的增長速度，到21世紀初，65歲及以上人口將占全國總人口的7.5％左右，2020年將達到約12％，2050年將可能接近24％。無論是老齡化的速度，還是老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們在認識上和行動上似乎都缺乏應有的準備。

第三，一代一孩家庭的后遺癥。70年代后期及以后的獨生子女將在21世紀初進入結婚和生育階段，他們必定會面臨著兩難選擇。如果繼續(xù)執(zhí)行只生一個的政策，那么人們預言的四二一家庭──兩對老夫妻、一對小夫妻和一個孩子──就成為事實。這種家庭模式的缺點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對社會和家庭的物質生活方面的不利影響外，還會造成倫理道德、心理和人際關系等方面的問題。如“兄弟姐妹”將在這兩代人中消失，對他們來說，兄弟、同胞、手足之情既不存在也無從體會。但如果改變政策，允許或鼓勵他們生二胎，那又會在一段時間內出現(xiàn)一對夫妻既要撫養(yǎng)教育兩個子女，又要照顧或贍養(yǎng)四位老人的局面。如以27歲為平均代差的話，一對42歲的夫妻在撫育兩個15歲及更小的孩子的同時，必須照顧4位69歲的老人。在計劃生育政策得到有效實施的地區(qū)，尤其是在那些獨生子女家庭占90％以上的地區(qū)，這一矛盾是無法回避的。

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使我們也看到了解決人口問題的希望，只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21世紀將成為中國人口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要解決上面這些矛盾當然要有具體的措施，但首先需要全社會、特別是政府的決策人確立正確的人口觀，在此基礎上才能制定出正確的、長期穩(wěn)定的總政策，以往對控制中國人口增長的必要性所做的理論闡述基本是正確的，但存在著片面性，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宏觀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