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冷的北風在湘江邊呼嘯，晦暗的暮色中找不到一處光亮。12月30日，彭德懷接過戰(zhàn)斗傷亡報告，大滴大滴的淚水奪眶而出。在激烈的戰(zhàn)斗中，三軍團傷亡慘重，僅第五師就陣亡2000余人，師參謀長胡俊、第十四團團長黃冕晶等十幾個師團級干部或傷或亡或失蹤。

“湘江呵，你流的不是水，而是一江英雄血！”彭德懷忍不住悲愴地喊道。

湘江之役，紅軍在錯誤戰(zhàn)略的指導下，損失近半，由出發(fā)時的8萬余人，減少到不足4萬人。

湘江慘敗，使紅軍戰(zhàn)士對“左”傾領導者怨恨的情緒達到頂點。一股反抗的灼熱巖漿正在平靜的地皮表層醞釀、孕育、運行。

面對困境，臨時中央和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一籌莫展，他們痛惜紅軍的慘敗，內疚、懊惱，黨的總書記因囊中乏策、無計可施甚至想到了死。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回憶：

博古同志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著一支手槍朝自己瞎比劃。我說，你冷靜一點，防止走火。這不是瞎鬧著玩的！越在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于負責。

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問題已經被4萬年青戰(zhàn)士的遺骸擺成一個巨大的問號。

眾目矚視毛澤東。

毛澤東也沒閑著。他與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洛甫(張聞天)均被編入中央縱隊。由于受傷、生病，他們有時被戰(zhàn)土抬著行軍，有時拖著傷病之軀跟隨部隊前進。行軍途中、休息間隙，常常能聚在一起，經常議論黨和紅軍的大事。

他首先啟發(fā)和誘導王稼祥認識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王稼祥到中央蘇區(qū)之初曾經反對過毛澤東的一些正確主張，隨著斗爭實踐的深入，又逐步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和高明，寧都會議時他是唯一堅決反對解除毛澤東兵權的中央委員。湘江之役，使他進一步意識到要挽救黨和紅軍的危急局面，必須改變中央的領導。

他找洛甫交換意見。洛甫早就對“左”傾冒險主義的瞎指揮深為不滿，在挫折中覺悟到以前被斥為“經驗主義”的毛澤東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軍事思想的正確性，堅決同意把李德、博古“轟”下臺。以毛澤東為核心，以王稼祥、洛甫為重要成員，中央又出了一個新的“三人團”。

毛澤東、王稼祥、洛甫主要在行軍中進行的交談，被李德視為“擔架上的陰謀”。他不由想起了長征前留守蘇區(qū)的項英發(fā)出的警告，項英提醒李德時刻注意毛澤東的動向，他說：“不能忽視毛為反對黨的最高領導而進行的派別斗爭，毛暫時的克制不過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慮。毛可能依靠很有影響的、特別是軍隊中的領導干部，抓住時機在他們的幫助下把軍隊和黨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p>

李德將自己的憂慮和項英的預警告知博古，博古不以為然地說；“毛澤東和我交談過，他并不想人為地制造領導危機?！?/p>

毛澤東在遭受打擊、排斥和屈辱時，給自己規(guī)定了三條原則，“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的確，毛澤東遵循“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的準則，不想制造人為的領導危機。然而，歷史潮流不以人的初衷為轉移，中央領導希望避開危機，而危機卻一步步逼近中央領導。

湘江之戰(zhàn)又一次暴露了紅軍準備北上湘西的意圖。蔣介石迅速調整部署，撤銷5路“追剿”軍番號，任命何鍵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總司令，將所有部隊編為兩個兵團共15個師，命令部隊在中央紅軍通往湘西的必經道上再構筑四道碉堡線，內松外緊，前疏后密，形成了口袋陣勢，企圖張網捕魚。此外，為防止入網之魚回游，蔣介石還令中央軍周渾元縱隊、桂軍第十五軍和第七軍、黔軍王家烈部躡行后綴，隨時準備封堵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