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胡適應邀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年會，并當選為副會長，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再次得到提升。12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fā)生，胡適力主出兵討伐叛逆張賊學良，并寫出《張學良的叛國》一文，以作國民黨中央討伐聲勢的呼應。

盧溝橋事變后，胡適認為雖然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仍沒有充足的準備，但事已至此，大戰(zhàn)不可避免，且勢在必戰(zhàn)。特別是自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守軍以血肉之軀，奮起抵抗，戰(zhàn)事持續(xù)一個多月仍呈膠著狀態(tài)。目睹此情，胡適的心境為之改觀，覺得中國守軍可戰(zhàn)，日本小鬼并不是打垮、壓不毀、煮不爛的銅豌豆，思想隨之轉彎。廬山談話會上，胡表示支持蔣介石的抗戰(zhàn)政策，并產(chǎn)生了“和比戰(zhàn)難百倍”的觀點。鑒于胡在美國知識文化階層中的聲望，蔣介石遂產(chǎn)生讓胡適到美國以非正式外交使節(jié)的身份疏通國際關系，爭取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戰(zhàn)同情與支持的戰(zhàn)略構想。但此時的胡適覺得冒然出國，會招致自己貪生怕死的非議，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極度情緒化地謝絕使命，并說：目前“戰(zhàn)爭已經(jīng)很急，我不愿離開南京，我愿與南京共存亡。”[1]在眾人勸說無效的情形下，蔣介石讓傅斯年單獨與胡適交談，力促其出洋為國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來苦勸，但胡適仍不答應。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著眼淚說：“要說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為了抗日……”聽到這里，胡適深為所動，同樣流下了熱淚，遂以政府的安排屬于“戰(zhàn)時征調”，自己應無條件為國家貢獻力氣為由答應赴美。同年9月，胡適以學者身份離開即將進行一場血戰(zhàn)的南京赴歐美。臨行前，對前來送別的主和派代表汪精衛(wèi)、高宗武、陶希圣等干將們說，自己已不再祈望和平，并勸對方不要太悲觀、太性急，國家總有向好的方面轉折的機會。在當天的日記中，胡適寫道：“我獨自走到外邊，坐在星光下，聽空中我們的飛機往來，心里真有點舍不得離開這個有許多朋友的首都”，又說：“我們八月初做的‘在大戰(zhàn)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zhàn)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獲。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險也有其用處。”其實，這個時候外人尚沒有真正了解胡適此前在高喊“主和”的同時，已經(jīng)意識到中日之間“和平終不可得”的險惡局勢，只是口號已經(jīng)喊出，不好立即回轉，嘴上仍喊著“主和”的腔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