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陶淵明家貧，僅靠耕種田地不足以養(yǎng)活自己。在親朋好友的勸說下，他不得不到離家鄉(xiāng)不遠的彭澤當(dāng)縣令。這天，恰逢郡督郵來縣里視察，縣吏就對陶淵明說：“您必須穿戴整齊，去跪迎上差?！碧諟Y明嘆息：“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當(dāng)即解綬去職，在任僅80多天。這是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發(fā)生的促使陶淵明與官場徹底決裂的一件富有戲劇性的事件，就是千百年來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不為五斗米折腰”。

他后來的《歸去來兮辭》就是這個事件和這番心理的自白。糾纏在他心中13年的矛盾終于得以解決，看他歸去的腳步多么輕快，“舟遙遙以輕飏，風(fēng)飄飄而吹衣”；心情又是多么急切，“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歸去的生活又是多么從容悠閑，跟鄉(xiāng)里故人談心何等快樂，彈琴讀書就能將憂愁驅(qū)散。農(nóng)夫告訴我春天來了，將要去西邊的田地耕作。有時駕著巾車，有時劃著孤舟，既可探尋那幽深的溝壑，又可走過那高低不平的山丘。樹木欣欣向榮，泉水緩緩流動，我羨慕萬物各得其時，感嘆自己一生行將告終?！皻w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這一告白是說給自己聽的，卻從此扣動了后世讀書人的心弦，令一代代中國知識人怦然心動。

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戰(zhàn)亂是疾苦之源，篡位是戰(zhàn)亂之根，君權(quán)又是引發(fā)篡逆之因。幾進幾出之后，陶淵明最后遠離了魏晉的中國官場。陶淵明走進一個無人的殘破村落。他問砍柴人：這里的人都去哪兒了？砍柴人說：都死了，一個都不剩了。一家家妻離子散，一戶戶家破人亡，這就是戰(zhàn)亂之下的、人命無常的東晉。陶淵明忽然心里有了點隱痛，他生出無限悲愴，人生似幻化，終當(dāng)歸空無。他對這個時代的失望，堅定了他自己在廬山腳下的歸隱生活。

他終于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五柳先生”式的清高灑脫、怡然自得。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年少時曾經(jīng)寫過《五柳先生傳》，說的是:這位先生在當(dāng)時不知是何方人也，因為家的旁邊有五棵柳樹，世人則稱之為“五柳先生”。那是完全適合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是“桃花源”式的一塵不染、純潔寧靜、悠閑曠遠。陶淵明以老莊哲學(xué)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舍調(diào)和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自然”哲學(xué)。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他把儒家虛構(gòu)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jié)合成一體，便成了他筆下的桃花源。在這個桃花源里，“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fā)垂髫，并怡然自樂”；在這個烏托邦里，“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正是這個烏托邦式的“桃花源”，支撐著陶淵明一生的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

打開陶淵明的詩集，就如同展開一卷巨大的畫幅：靜穆的農(nóng)村，美麗的田野，純樸的村夫，質(zhì)直的村民，籬邊的黃菊，日暮的歸鳥，一一呈現(xiàn)在我們的面前。那是生命啊，那是自然啊，那是流著淚水的歡喜啊。

在仕與隱的矛盾斗爭中，陶淵明歸來了，他深知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沉醉于“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他享受于“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他熱戀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他在茅屋低檐下飲酒賞菊，滿眼盡是田園的風(fēng)景。飛鳥，花朵，雨水，炊煙，庭院，樹木，支撐著他看淡看透的視線。他的心成了宇宙的中心，亂世的中心如此寧靜，不禁叫人詫異。他從前牽掛的人和事，此時已不重要。一切如此愜意，哪怕帶有淡淡的愁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