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去年七八月間吧，大概主要還是拜自己的這個無限接近于翻譯家的“翻譯工作者”的身份所賜，我應朋友之邀參加了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首屆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級講習班”，并且忝為“講師”。我是掐著自己的“講習”時間來到北京郊外蟬聲沸騰中的昌平校區(qū)的，在為我“接風”的宴席上，一位朋友提到他剛在“哲學在線”上看到我的“跡近小品”的文字，并由衷地夸贊了幾句，我在內心無比激動的同時還是強作低調，連稱小作實難“登大雅之堂”。從這個角度，用“登小雅之堂”來定位這里的文字的性質，我自信倒確是雖不中亦不遠的。雖然根據我淺薄的文史知識，《詩經·小雅》乃譏刺之作，而且至少從表面上看，這里的某些篇什也似乎確實不乏這種精神和趣味，但我仍然要正名并自我辯誣的是，從內在的層面，無論我自己，還是這里的文字，都也還是謹遵“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之詩教的；我也曾經自我調侃：“溫柔敦厚”也許不及，“光風霽月”或有過之。在為我的“部落格”辯白時，我還曾有言：“這些文字也許并不是非得公開，但它們無疑具有可公開性”，現在想來，這種可公開性大概就是我所謂“光風霽月”之所指吧。

今年九月底的一天，我陪小女在曲院風荷蕩舟，微風之下水平如鏡，遠山寂寂，一派清秋氣象，在在不免引人秋思；回家在逛“古曲網”時就撞上了李祥霆先生演奏的《天凈沙》一曲，當時就曾發(fā)給我的朋友們分享。我其時未便提及的是，我的“秋思”還有一個更重要或者說最重要的寄托對象就是已經在十年前的深秋離我而去的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一名地質工作者，但在我心目中，他首先是一個熱愛哲學的人，我最初接觸到的哲學書就是他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在北京求學時在當時的東安市場買到的，例如笛卡爾的《哲學原理》、斯賓諾莎的《知性改進論》、黑格爾的《小邏輯》，當然還有列寧的《哲學筆記》；他基于自己的“政治經驗”先是在1984年阻止我報考文科，后來又在我順利地從理科脫穎而出上重點大學分數線之后，毫無保留地支持我上吉林大學的自然辯證法專業(yè)學習，并對我抱有很高的期望，我自然明白，他的這份期望中有一個重要因素當然就是他自己未能實現的“哲學夢”。父親有很高的抱負和眼界，記得多年以后當我第一次在國內“層階”最高的哲學刊物上發(fā)表文章——這篇文章題為《斯特勞森的哲學圖像》——后，有一次在我剛裝修好的小家，我拿出這篇文章給他看，他翻了翻，在流露出欣悅神色的同時，說了一句：“什么時候能夠用自己的話寫出有獨立見解和思想的東西就好了?！蔽蚁嘈?，從這樣一個標準來衡量，他一定是不滿意于在那之后還“打拼”了這么些年的我的表現的。同時，父親還具有非常好學的精神和相當強的學習能力，他也曾經學習過多種外語——這從我在他的藏書中發(fā)現的各類各語種的詞典中就可以得知——并對俄語和英語具有較高的素養(yǎng)。毫無疑問，這種學習興趣和能力都是我所不具備的。這樣說來，對于我目前之差不多以翻譯為業(yè)，就一定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了。但我曾想，如果我們（也包括一定已經在天堂的他）不要那么苛嚴地看待人類的理智活動，適當地放寬對于人類應當和能夠去成就的事業(yè)的了解，我自我安慰——其實主要是為了安慰他——地認為，他對我事業(yè)上的成就或者所成就的事業(yè)應當也是可以滿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