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過兩年多艱苦的努力，我完成了題為《概念圖式與形而上學——彼得·斯特勞森哲學引論》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博士學位論文，這篇論文著重“研究”了斯特勞森在形而上學、身心問題和先驗論證方面的思想。在勾勒了斯特勞森的哲學方法和哲學圖像之后，分別從斯特勞森—羅素之爭、斯特勞森—奎因之爭、殊相的識別與本體論的優(yōu)先性、經(jīng)驗的歸屬與人的概念、概念圖式與先驗論證五個方面較為全面地考察了斯特勞森哲學的成敗得失及其在當代哲學中的地位。論文獲得了評議專家的肯定并于1996年6月順利通過了答辯程序。時隔近二十年，畢業(yè)前后的很多細節(jié)都已經(jīng)淡忘了，只有夏先生在答辯會上說的一句話至今猶歷歷如在耳邊：“小應最初要做這一題目，我還有些擔心，現(xiàn)在看來，他的選擇是對的?！?/p>

但說來慚愧的是，似乎半是由于命運的安排，半是由于我一貫的半途而廢的做事風格（如果性格即命運，那么一切皆命），畢業(yè)從教以后，除了把學位論文分解成五篇論文發(fā)表在國內(nèi)刊物上，我并沒有機會繼續(xù)從事斯特勞森哲學的研究，也辜負了我的老師孫月才先生希望我將來到牛津在斯特勞森指導下從事研究的期望，更遑論向世界哲學高峰攀登和沖刺了，而是轉(zhuǎn)到了表面看來與語言分析哲學不相干的領域，這時想起范師“小應能夠適應多方面的研究”的話，竟有哭笑不得之感。

2000年初，我所在的單位計劃在上海某出版社出版一套叢書，我的博士論文也被列入其中，并于同年底出版。正如我在那本書的“后記”中所寫的那樣，雖然我“喜新不厭舊”，對斯特勞森哲學一直并未忘情和釋懷，但當時我顯然沒有能力從根本上提高我的論文水準，而只能就過去幾年新出文獻和相關進展作力所能及的修改和潤色。修訂過程中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材料有：斯特勞森為《斯特勞森的哲學》所寫的《我的哲學》一文已經(jīng)發(fā)表了，但由于時間緊張，我并沒有找到這篇重要的文獻，而只是就王路在《走進分析哲學》中的引用做了轉(zhuǎn)引；斯特勞森接受江怡的訪談錄也發(fā)表了，這篇訪談對理解他的思想頗有幫助。其他值得一提的工作還有：余紀元在牛津期間為江怡主編的《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撰寫的《描述的形而上學：斯特勞森》，這篇文字對《個體》上半部的核心思想作了平實并又不失深度的評述；陳嘉映的《事物、事實、論證》對斯特勞森把事實排除在世界之外的觀點進行了批評，雖然陳文沒有全面考察斯特勞森的事物本體論，但他的批評和發(fā)揮仍然一如既往地讓人興味盎然；程煉的《先驗論證》對包括斯特勞森在內(nèi)的先驗論證思想做了頗有才情的解讀和詮釋。盡管我為論文的修訂成書又作了一番努力，但遺憾的是，也許由于我的論文的核心內(nèi)容早已經(jīng)分篇發(fā)表并得到過一些評論，又或許由于我的“研究”確實并不到家，除了收到若干業(yè)余哲學工作者的“讀后感”，這本小書似乎可以說從印刷機上下來的那天就已經(jīng)死了。據(jù)我所知，對它的首次引述出現(xiàn)在江怡為他翻譯的《個體》一書所撰的長篇譯序以及他的巨著《西方哲學史·現(xiàn)代英美哲學卷》有關斯特勞森的一章中，這已是前年和去年的事了。但在我個人的經(jīng)歷上頗有意義的是，在我修改這篇論文期間，同校的盛曉明教授正在撰寫他的《話語規(guī)則與知識基礎——語用學維度》一書，試圖對他多年的康德研究和在日本東京大學從事知識論研究的心得做一綜合的表述。曉明教授是一名先驗論證迷，具有極高的哲學熱情和超常的哲學洞察力，與他的聊天和討論是我在浙大哲學圈（如果有這個“圈”的話）中最為難忘和激動人心的經(jīng)歷之一，我們也由此結(jié)下了“哲學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