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輝

蕭乾老人寫過一篇文章，題作《長沙出版四騎士》，稱鐘叔河是長沙出版界四騎士之一，且居首。依此想來，我也就大可不必再寫此一篇，何況鐘先生高名，也用不著我來佛頭淋油和磨光。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對于這位同行前輩，既是本省同鄉(xiāng)又為鄰省同行的我，對他編輯方面的關(guān)注，可能比蕭乾先生要具體得多，也要瑣碎得多的。不賢識其小，也是古人的遺教。我也就寫一些細而微的事吧，也就不管它“畫眉深淺入時無”。

我與鐘先生最初的認識，時在一九八四年。那是通信。我冒昧地給他去了一信，很快得到他的回復(fù)。復(fù)信人很有些客氣地說：“能和您聯(lián)系上，真是好高興。”并說了他的一本書在中華書局出版，“印好后當(dāng)然應(yīng)送請批評”。但我在許多年里從未收到過這樣一本書，雖然后來倒也得到過他好幾種贈書。我曾自作多情，委婉地向他提起過這件事，他居然一點兒也不曾想起過他的什么承諾。自然，貴人多忘事，而且這也是常情，“口惠而實不至”的事常有，寫信時總是很慷慨的，待到后來便也忘到九霄云外了，何況我當(dāng)時還是一個嘴上沒毛的愣頭青。

通了許多年的音問，不過真正見面，則是差不多十年后，到了一九九三年了。

我到長沙去出差，這也是我少小離家頭一次因公去湖南，盡管長沙離我的老家尚有一日路程。由好友王一方陪同，去鐘的府上。一方和他在一個省的出版系統(tǒng)里，平時常去鐘的家里，有時也為鐘做點什么跑跑腿的事情。而且他寫了一篇關(guān)于鐘叔河的文章，征求了我的一些意見，承一方的好意強拉我居合作人之位，我遂將這篇數(shù)千字的長文，交給江蘇的《書與人》刊出。說起來“我們的”這篇文章，比蕭乾老人的那篇還要早上兩年，也更早轉(zhuǎn)載于《新華文摘》。

這一天鐘先生本來有事要出外，知我要來，特地留在家里等候。見面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可他的見面語，讓我這個在他面前屬于晚輩的人，實在不好意思，他說的是“久仰!久仰!”在他的書房里，我自然最先見到的是他醒目地掛在書桌一側(cè)的周作人給他的親筆信。話題便也從這里開始。

那天他很健談。我有許久不曾聽人這樣談天，他談的多為現(xiàn)代文學(xué)和現(xiàn)代文化的軼聞瑣事，比如他說毛澤東到八道灣去拜訪周作人而未遇，而不是去訪魯迅的事，盡管我不太同意他的一些見解，比如那時的毛澤東正懷有一些空想主義，而周作人也正在鼓吹新村運動，所以對周作人的一些空想很感興趣。但我們只作少量的插話。難得有這么一位高人和雅人，有這么好的興致。事后下得樓來，一方說，到底是鐘先生看重你，平時是不愿和人談這么久的，而且和你談周作人說到了小學(xué)生時代就對周的文章有興趣了，平時和我們講，只講到青年時代喜歡周的文字。我想倒也不是，因為我與鐘畢竟有許多年的聯(lián)系，遠道來的客人頭一次上門，自然話多。不過我也不說出來，畢竟聽人奉承是一樁樂事，何況還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