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妮

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果我們愿意，我們可以用光明去照我們路程周圍的黑暗。……我們手里持炬，沿著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后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里去。

——藹理斯

鐘叔河曾經是我的偶像。記得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有幸調入湖南教育出版社做編輯。我們這一代人在那個時候其實與文盲不相上下，“文革”耽誤了學業(yè)，沒讀過幾本書，好不容易讀了個理工科大學，學了幾天高等數學、物理學，對人文學科幾乎一竅不通，只是在“文革”的經歷中有一些直覺的認識，加上受到家庭的影響，深惡痛絕沒有書可讀的經歷，投身出版事業(yè)的初衷是想編輯一些能夠流芳百世的好書，啟蒙百姓的思想，使以后的人再受到焚書坑儒之苦時能夠明辨是非。當時滿腦子都是幻想，對編輯工作非常熱愛，在心底里認定這是個非常崇高的職業(yè)，以為只有書籍能夠把人類的文明記載傳承下去。然而，對編輯這個職業(yè)而言，光有熱愛好比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從熱愛到能夠做個稱職的編輯的道路艱辛而遙遠，沒有“學識”是最大的內傷。幸好湖南出版界剛剛啟用了一批老“右派”，很多都是有思想、有能力、有經歷的人，鐘叔河就是其中之一。他們言傳身教，成為我們這些新編輯的老師和榜樣。

鐘叔河在出版界的名聲可謂如雷貫耳。一九七九年，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身陷囹圄達二十多年的鐘叔河，剛剛從囚禁他的洣江茶場放出來不久，就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隨后又被派到岳麓書社任總編輯。他走馬上任后，一系列在全國很有影響的書紛紛出臺，首先是《走向世界叢書》，以后又是《知堂書話》《知堂序跋》等周作人的書，然后又有《曾國藩家書》……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出版知堂老人和曾文正公的書，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鐘叔河卻做得非常漂亮，讓剛剛走出“文革”陰影的中國人大開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