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東樹認為陶淵明不過是“用《莊子》之理”來解脫生死的束縛，因而認為“縱浪大化中”“有放肆意”，可惜他完全忽視了問題的另一面：“縱浪大化”這種超脫生死的自在灑脫來自詩人“僶俛抱茲獨”的憂勤修身。陶淵明的確說過“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飲酒二十首》之一），“寓形宇內(nèi)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一類“有放肆意”的話（《歸去來兮辭》），甚至還說過要及時行樂：“千載非所知，聊以詠今朝”（《己酉歲九月九日》），“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游斜川》）。但事實上執(zhí)著于儒家仁義操守的陶淵明，既不沉迷于利祿又不肆情于聲色，他之所“樂”只不過是在景物斯和的暮春一個人“偶影獨游”（《時運》），或者在秋高氣爽的“佳日”與鄰曲一塊“登高賦詩”（《移居二首》之二），農(nóng)忙時節(jié)“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五首》之三），閑暇的日子與“素心人”一起“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二首》之一），甚至在凍餒纏己的時候也“常有好容顏”（《擬古九首》之五），可見，他所行之樂沒有任何放肆或放縱感性的意味。陶淵明不通過功德勛業(yè)而選擇返回自然來超脫生死，其人生取向近道而別于儒，但在價值與意義的景觀上與自然同一這一點上則屬儒而非道。如果陶淵明完全“墮莊老”，他“返自然”的同時就難于固守仁義，也無法堅持道德修養(yǎng)。老莊認為正是儒家仁義扭曲了人的內(nèi)在自然（天性），因此導致人與外在自然的分裂對抗。既要返回自然，又要執(zhí)著仁義，就好像南轅北轍一樣荒謬。孟子卻認為只要個人自己知其性就能知其天，《中庸》也認為能盡一己之性則能盡他人之性，能盡他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地相參。陶淵明自道“性本愛丘山”是為能知其性，“復得返自然”是為能盡其性，而“僶俛抱茲獨”是為能至其命。他的“委心”是聽任內(nèi)在的自然（《歸去來兮辭》），“委運”是聽任外在的自然（《形影神·神釋》），能“委心”并且“委運”就做到了“任真”，“任真”是一個人的內(nèi)在性與外在性同時完成，并因之成為一個本真地存在的人。這樣的人才能博大無私而與天地相參，才能在“將辭逆旅之館”時豁達灑脫。在論及《形影神·神釋》中的“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幾句時，清方宗誠的所見與方東樹正好相反，認為陶淵明此語合于儒者“素位而行，不愿乎外，夭壽不感，無入不自得，樂天安命之旨”。另一位清代的詩論家也認為陶淵明的“不喜不懼，應盡須盡，是為圣為賢本領(lǐng)，成仁成義根源，若徒以曠達語賞之，非深于陶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