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因為任何外在的社會原因或個人目的——既不為了避世避地也不為了抗世矯俗，既不為了去危圖安也不為了待時蓄志，作為一種逍遙優(yōu)游縱心調(diào)暢的行為，隱逸的本身就令魏晉名士們神往不已。不僅耽祿求榮的潘岳作《閑居賦》，連豪奢淫逸的石崇也大寫《思?xì)w引》，稱自己“困于人間煩黷，常思?xì)w而永嘆”，企?！俺鰟t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的風(fēng)雅生涯。

可是，陶淵明并沒有在語默出處之間強(qiáng)分高下，因而不以“處為遠(yuǎn)志”、“出為小草”，他認(rèn)為人生在世“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jì)于蒼生”（《感士不遇賦》），潛躍仕隱的人生選擇都無不可，視哪種存在方式更適合自己的本性便選擇哪種存在方式以盡自己的本分，只要自己覺得“稱情”或“稱心”就是了。蘇軾對陶淵明這種“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的做法稱嘆不已。詩人從29歲“起為州祭酒”到41歲“解印綬”去彭澤縣令之職，曾三番五次涉足于仕途，但每次出仕都覺得如拘如囚，身在仕途通衢而心念山澤園田，最后才認(rèn)識到自己本“無適俗韻”，“自然”的“質(zhì)性”不可能偶合宦情，“剛”而且“拙”的個性不可能討好世俗。置身官場，于人“與物多忤”，于己“深愧平生”（參見《歸去來兮辭》、《與子儼等疏》），在滔滔利祿滾滾紅塵中必定失去自我，截斷世俗“百情”、遠(yuǎn)離官場爭奪才能保得生命的真性。這樣，陶淵明的掛冠歸田便是基于對自我本性的深刻體認(rèn)而做出的生存選擇。這與名士們對隱逸的那些詩意幻想、對隱士生涯的那種輕飄飄的贊美不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yuǎn)，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陶淵明“投冠旋舊墟”，高吟“歸去來”，是經(jīng)過仕途上多次顛簸和心靈中多次沖突后而做出的莊重決斷。他既不因隱逸而自矜其清高，更不自炫什么歸隱生活的風(fēng)雅，賦《歸去來兮辭》之前的詩文抒寫的是仕與隱在精神上引起的矛盾、動蕩、猶豫及最終抉擇，歸田以后的詩文所展現(xiàn)的是躬耕生活的喜悅、貧困與艱辛。

在那人人“尚清高”卻又“個個要官職”的世道里，陶淵明其所以“真?zhèn)€能不要”，真的搬出高門深院的縣衙回到“草屋八九間”的故宅，是由于他深刻地體認(rèn)到，不失去利祿就得失去“此生”，解印綬遺世情使他體驗到了“此生”失而復(fù)得的喜悅，體驗到了如鳥離樊籠的那種自由。他歸田的動機(jī)與許多企盼隱逸的名士大不一樣，因為輿論一致認(rèn)為隱逸超然脫俗，名士們才去贊美隱逸以附庸風(fēng)雅，就像他們看到清談的舉止瀟灑飄逸，大家便湊熱鬧去清談一樣，企希隱逸與熱衷清談在不少名士那兒都是為了趨世媚俗。朱熹所說的“晉、宋人物”，“這邊一面清談”是邀名，“那邊一面招權(quán)納貨”是貪利。名士們既門垂五柳又身接五侯，既沽清高之名又享“權(quán)貨”之利。他們在世俗社會左右逢源，而骨子里則是一群流浪在世俗中乞討名利的乞丐，是一群失去了真性因而失去了自我的空殼。陶淵明釋褐之初便如久墮塵網(wǎng)，剛進(jìn)衙門便如入“樊籠”，“投耒學(xué)仕”便深覺“志意多恥”，這才下決心“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飲酒二十首》之十九）。市朝的貪競浮華桎梏著詩人的本性，離開“無世情”的林園，置身茍且險詐的仕途，就像鳥兒離開樹林投進(jìn)羅網(wǎng)。他稱“投耒學(xué)仕”的原因是“凍餒纏己”（《飲酒二十首》之十九），而學(xué)仕帶來的痛苦更甚于饑凍切膚。這說明他“終返班生廬”并非硁硁以沽清高之名，為的是返回適合自己生命真性的“舊居”，同時這也說明陶淵明的確做到了“涅豈吾緇”（《自祭文》），官場的污濁并未使他易其“素志”，否則，他就會在官場上如魚得水而不會歸隱園田以遠(yuǎn)離塵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