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把陶淵明終隱柴桑說成是忠臣守節(jié)，自沈約在《宋書·隱逸傳》中將他的掛冠歸田解釋為“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yè)漸隆，不復肯仕”以后，大多數(shù)陶淵明研究者在他的詩文中只看見“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的忠義熱腸，甚至在情思搖蕩的《閑情賦》中居然也看見了“忠臣戀主”之意。直到清代方東樹尤其是近代梁啟超才對他棄官的動機做出了較為通達的解釋：“淵明之不仕，其本量高致，原非為禪代之故。其詩文或書年號，或書甲子，本無定例隱義?！彼臍w隱“自得于其性之本量，亦不必定以不仕異代為節(jié)”。梁啟超在論及陶淵明歸隱的動因時也說：“其實淵明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為伍，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yè)隆與不隆。若說專對劉裕嗎？淵明辭官那年，正是劉裕撥亂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見得他不能學陶侃之功遂辭歸，便料定他二十年后會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賦》的序文說道：‘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jié)，市朝驅易進之心?！敃r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他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喪掉。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從他的詩文中到處都看得出來。若說所爭在什么姓司馬的姓劉的，未免把他看小了?！碑斎唬瑫x朝的滅亡曾引起他短暫的感傷。晉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第二年以毒酒鴆殺未遂，繼而又遣兵逾垣掩殺。陶淵明聽到噩耗后“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述酒》）。不過，他不僅不愿為這一王朝的滅亡殉葬，在同一詩中反而以一種超然的態(tài)度高唱“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述酒》）。過去的陶詩研究者總是過分夸大陶淵明與王朝的關系——對已成歷史的東晉王朝的忠誠，對劉宋新朝的拒絕。陶淵明事實上主要不是一名社會政治詩人，在政治上“他并不是一位十分執(zhí)著的人，不像屈原，不像賈誼，甚至不像嵇康。政治上的是非他并未更多地操持以至于固守不屈”。作為一個詩人，他體驗和感受的重心不是時政而是生命——如何把握“此生”或“不失此生”，如何使自己升華到一種更高的生命境界。由于我國封建士人長期形成的對王權的依附品格，他們將自身的價值和地位完全系于能否與歷史形態(tài)中的國家同一，這樣，對王權的忠誠與否也就成了衡量一個人價值的重要尺度，“以忠正為高，以伏節(jié)為賢”，“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所以，論及屈原首先肯定他雖遭流放仍“系心懷王”的“忠貞之質”，杜甫的偉大似乎首先表現(xiàn)在他“每飯不忘君”，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在士大夫眼中既有虧大節(jié)，對陶淵明最高的評價自然也就是“恥事二姓”了。士人以此視界來看陶集，在陶淵明詩文中見到的滿眼“皆故國舊君之思”，從他的《乞食》詩得出的感受是“方知古人一飯之惠亦不肯忘，而況于食君之祿乎？二公（指陶淵明與杜甫——引者注）愛國忠君之心，皆是發(fā)見于詩歌”，從他抒寫遷逝之悲的《歲暮和張常侍》一詩中竟然發(fā)現(xiàn)了“宋公陰謀弒逆之暴”，不言而喻，他們從陶淵明辭官歸隱這一人生出處的大關節(jié)所能見到的也就只能是“恥事二姓之義”了，連他的《桃花源記》也被說成是“托避秦以敘避宋之意”。當然，也有少數(shù)人指出過以守晉節(jié)解釋陶淵明歸隱動機的固陋：“淵明一生心事總在‘黃唐莫逮’，其不欲出之意蓋自秦而決，故此詩一起即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渫斜芮厝酥裕弧瞬恢袧h，無論魏晉’，是自露其懷確然矣，其胸中何嘗有晉，論者乃以為守晉節(jié)而不仕宋，陋矣。”不過，馬氏雖然明白陶淵明的歸隱“不欲出”決非“為守晉節(jié)而不仕宋”，但他仍然不理解陶淵明所關注的是個體存在的終極意義，陶的歸隱為的是脫塵網(wǎng)超利祿去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使自己能本真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