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田園”、“林園”情有獨(dú)鐘：“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fēng)于規(guī)林二首》之二），“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目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作》），“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jīng)錢溪》），“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五首》之一）?！皥@田”和“林園”既不離人世又異于市朝，既不離人間又可“冥塵事”。就通常的意義而言，“園田”和“林園”何嘗不是“人間”，但它又與“市朝”或官場分別代表著兩種相反的生存方式、兩種對立的價值世界：專注于“園田”耕作便不在意于世俗的窮通，喜好“林園”的淳樸便厭惡仕途的欺詐。置身于“林園”或“園田”，仍然在親舊、兒女、鄰居的人際溫暖與關(guān)懷之中，可又與“棲棲世中事”“相疏”（見前）；精神上擺脫了俗情俗事的羈絆，可又并不去“山澤”離群“索居”，將“遺世”與“近人”奇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這正是陶淵明歸隱高不可及的地方。他對人間滿懷深情厚愛，也珍惜人際給予的“慰情”；享受大自然“良辰入奇懷”的恩賜，也品味“晨出肆微勤，日入負(fù)耒還”的躬耕之樂，摒絕求官的媚志、求利的貪婪、求名的虛榮，對人世榮華富貴一無所求——“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和郭主簿二首》之一），“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馀”（《飲酒二十首》之十），對蝸角虛名更棄若敝屣——“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怨詩楚調(diào)示龐主簿鄧治中》），“匪貴前譽(yù)，孰重后歌”（《自祭文》）。他在《祭從弟敬遠(yuǎn)文》中所說的“心遺得失，情不依世”道出了他既不離人際又能超脫世俗的真諦。這兩句中前句是后句的必要條件，沒有“心遺得失”就難得“情不依世”。被認(rèn)為是詩人生平“實(shí)錄”的《五柳先生傳》說：“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边B分別人與人的起碼符號——姓名也忽略不記，連是“何許人”尚且無人知曉，可見陶淵明對聲名是如何淡漠了。清代毛慶蕃評這幾句說：“無鄉(xiāng)人之心，故不知何許人；無求名之心，故不詳其姓字?！蓖瑐饔终f“五柳先生”“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詩人對人世的“榮利”全無粘滯，所以他一方面“蔑彼結(jié)駟”、“不縈好爵”，一方面“甘此灌園”、“耦耕自欣”（《扇上畫贊》）。

陶淵明遠(yuǎn)離官場卻“結(jié)廬人境”，關(guān)懷人間而又“情不依世”，這種歸隱方式在魏晉乃至整個古代都具有獨(dú)特的個性，現(xiàn)在不妨將他與魏晉盛行的“朝隱”、“巖隱”和“通隱”之流作一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