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舉例說明，我父親說徐志摩1915年二十歲時跟張幼儀完婚，死時年僅三十六，但徐志摩生于1897年1月15日，1915年照現(xiàn)代人計法只是十八歲，即使加上虛歲也不過十九，為什么說“二十歲”呢？卒年亦然。那是因為陳從周的《徐志摩年譜》記徐的生年為“一八九六（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生”，陳從周忘記了徐生于丙申年十二月十三日，按陽歷已經(jīng)是1897年，不是1896年了。我父親計算徐志摩的歲數(shù)跟一般計法不同，卻跟《徐志摩年譜》完全吻合，加上他引用的資料幾乎全部見于年譜，已經(jīng)足以證明《徐志摩年譜》就是他的主要資料來源了。

我父親的信中有資料與事實不符嗎？友人說有，就是“據(jù)可靠傳說，梁因林之故遇車禍意外，故不良于行，如此則林更無他向之可能”此句。的確是有這傳說，但事實是，梁思成是1923年前往參加“五七國恥”游行時被財政部次長金永炎的汽車撞倒的，跟林徽音無關。

然則我父親對徐志摩生平的了解，就全靠那部《徐志摩年譜》嗎？他的確沒有因為我祖父的關系而獲得什么獨家資料嗎？友人澄清說不，我父親并不是完全認同《徐志摩年譜》的，在某一個關鍵處，我父親有他自己的看法。陳從周在1922年有一條案語：“從周再案：是年林徽音在英，與志摩有論婚嫁之意，林謂必先與夫人張幼儀離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舉，他對于徽音傾到之極，即此可見，而宗孟曾說，‘論中西文學及品貌，當世女子舍其女莫屬’。后以小誤會，兩人暫告不歡，志摩就轉(zhuǎn)舵追求陸小曼，非初衷也。”但我父親在信中卻憑常理推斷，徐、林戀只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顯然不同意陳從周的說法。然而我父親做此判斷，并非根據(jù)內(nèi)幕消息，而是按照常識，的確不算“獨家”，也不能說他的意見就是事實。

既然沒有什么驚天內(nèi)幕，我為什么還要煞有介事地將它說出來呢？還要壓軸登場？因為我想到，父親當年這封關于徐志摩的“密函”，其實就是現(xiàn)在這部書的縮影了—結語用上這封信的故事，意義就在于此。父親因為祖父的關系，也許年少時真的見過不少近代中國文化界名人，但他印象不深；幾十年后你如果問他那些上一輩名人的事，他根本沒有什么第一手資料可說，只能自己花功夫查閱文獻，再謹慎地陳述資料和對某些問題下判斷。

我因為父母的關系，也見過張愛玲等名人，同樣印象不深，所知有限。要談上一輩的事，我也只能像我父親般孜孜不倦地查書、讀信，偶爾也做一些有根據(jù)的推測。僅此而已。若純粹講自己的個人印象，不要說寫一本書，恐怕連寫一百字也有困難。錢鍾書的女兒來過我家，但這代表我認識錢鍾書夫婦嗎？事實上，我連我祖父和外祖父也趕不上見面。所以要用一句話概括整部書，最好就是蒙田的名言：“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

最后，我想簡單比較一下我祖父、父親和我這三代的同異，作為這部書的總結，讀者亦可從中窺見時代社會的變幻。

我祖父懂七國語言，專研西洋戲劇，在歐洲買了幾千部書回來，建成藏書館褐木廬。我父親則主要從事文化界工作，辦雜志，搞電影，寫文學批評，也研究《紅樓夢》和翻譯作品，退休后又炒股票，所以傅雷說他是“dilettante”（懂很多，但沒一樣精）—其實他要養(yǎng)活全家，不得不多方面發(fā)展。

至于我，很多方面都跟他們大異其趣。我的專業(yè)是應用數(shù)學和統(tǒng)計學，工作包括電腦編程和媒體調(diào)查，也曾替美國執(zhí)法機構做翻譯。業(yè)余搞過幾個網(wǎng)站，例如“東南西北”。近幾年則忙于整理張愛玲的遺作。如果我開一個臉書戶口，將會結集到大群五湖四海的有趣“朋友”，而他們也許很難相信，彼此認識的竟然是同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