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四月九日北京國家圖書館演講稿

各位來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非常榮幸能夠有這個機會來到這兒跟大家一起緬懷傅雷先生的一生——他的生平、他的為人、他的作風、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各位已經看過了傅雷先生百年誕辰的生平展覽，我相信各位看了以后，一定有很多的感觸，也有很多的啟發(fā)。這也是我個人的感覺。今天我跟各位談的題目就叫“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已經念過了傅雷那些最有名的譯作，包括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等等。另外，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也看過了《傅雷家書》，因此，我今天所說的一切，應該各位都是耳熟能詳的。但是，我個人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經歷，這個經歷就是我在下面要跟各位報告的。

當初，我是從研究傅雷的翻譯開始的。我自己也是做翻譯工作的，這一輩子，跟翻譯結了不解之緣，不但做翻譯、改翻譯、談翻譯、教翻譯，還推廣翻譯，致力于提高翻譯工作者的地位等等。在中國近代翻譯史當中，真正令大家歷久而不忘的就是偉大的翻譯家傅雷先生。就這樣，剛開始我對傅雷先生是遠距離的欣賞，知道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繼而研究傅雷，慢慢地，經過了很多年以后，逐步接近傅雷的精神世界。然后，從傅譯（研究傅雷）到了另外的一個境界——譯傅，也就是翻譯傅雷。我相信很少人有我這種機緣，我覺得這是一種莫大的榮幸。

傅雷先生對自己的翻譯作品，是那么嚴謹、認真、執(zhí)著，如果他還在世，有幸跟他談論翻譯的話，一定會發(fā)覺，他的翻譯使人有高山仰止的感覺，我們怎么能夠達到他那個境界呢！所以我從傅譯一直到譯傅，經歷過一個很長的過程，經過了差不多三十年時間。而我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一步一步進入傅雷先生的精神世界。

我先談一下這機緣的開始吧。一九七九年，香港翻譯學會有一個午餐的例會，我去參加了，不是刻意的，而是隨緣的。當時有一個演講，講者叫宋淇先生，他是傅雷先生非常要好的朋友。宋淇先生的父親叫宋春舫，是我國現代著名的戲劇家。宋先生在當天的會上就談到了傅雷跟他的譯作。大家記得一九七九年時“文化大革命”過了沒有多久，他在那個會上談到了傅雷先生的兩位公子：傅聰和傅敏。在那個午餐會里，我的感覺非常強烈，原來我一向知道的、從小念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它的譯者背后竟然有這么動人的故事，發(fā)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出乎一種好奇，我開始對傅雷先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一九七九年底，我到巴黎第四大學（索邦大學）法國文學研究中心去修讀博士學位，并以“巴爾扎克在中國流傳的情況”作為主題。要研究巴爾扎克在中國的流傳情況，當然就必須涉及傅雷先生的譯作。大家都知道，傅雷先生這一輩子翻譯了很多的作品，超過五百萬字，其中，最重要的除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正是巴爾扎克的作品。當你去了法國、去了巴黎以后，你就會發(fā)覺原來巴爾扎克在法國人心目當中，他的學術地位、文學地位是遠遠超過羅曼·羅蘭的。在法國還有專門研究巴爾扎克的“巴學”。這個“巴學”跟我國的“紅學”相比也不遑多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