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1895年）

大院君被掃除以后，朝鮮政治形勢有了顯著的變化。盡管政府依舊腐敗，權力分散，通貨因膨脹而貶值，國家正遭受著半饑餓的威脅，但王妃及其黨羽如今是至高無上的，沒有遭到明顯的嚴重反對。他們當時是親華的，因為王妃的閔氏家族源于中國。他們也是朝鮮最大的貴族和最大的地主。他們對其兩個互相競爭的鄰國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日本督促朝鮮人采取他們不愿去審視的進步措施；而中國尊重他們管理自己的權利，而且較為隨和，更何況中國在19世紀80年代仍然是遠東最強大的國家。朝鮮人喜歡中國人，卻嘲笑他們；憎恨日本人，卻崇拜他們。喬治·寇松 這樣評述道：“朝鮮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種族仇恨，是當前最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朝鮮憎恨日本人，卻崇拜他們。注重禮節(jié)的日本人在朝鮮滋生出了霸道與蠻橫的習氣，之所以如此部分歸因于民族的虛榮心，部分則是對往事記憶猶新所形成的。普通日本人利用一切機會欺侮朝鮮人，反過來朝鮮人又對前者恨之入骨?！?/p>

然而，日本不會坐視這種不利的形勢發(fā)展。它不認為它與中國就朝鮮控制權發(fā)生的斗爭會和平地解決。因此，日本專注于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同時鼓勵其人民在朝鮮定居經(jīng)商。到1884年，在朝鮮商貿中心區(qū)域經(jīng)商的日本人比中國人多出了十二倍。而且，日本抓住一切機會培育針對王妃的政治對手。日本人發(fā)現(xiàn)，許多朝鮮訪客，包括金玉均、洪英植、樸泳孝、徐光范、徐載弼等人，愿意傾聽日本就后面這樁事情提出的建議。金玉均是一個年輕的貴族，風度翩翩，才華出眾，被視為一個日益壯大的黨派 的領袖。他于1881年去日本居留，自愿服從國王之命，因為這使他置身于大院君殘忍的獨裁統(tǒng)治之外。1882年，當這場危機平息之時，他和日本公使花房義質一道回國。那時朝鮮宮廷正在挑選一名使節(jié)赴日商談十二萬法郎的借款，金玉均被提議擔任此職。但是，他謝絕了這一任命，推薦國王的姐夫樸泳孝為代表團團長，他自己則做顧問。在完成這次使命后，他留在日本，同時擴展了與日本政治領袖們的接觸。他給其歐洲和日本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過來，他自己完全信服了歐洲文明的優(yōu)長，對日本的社會與經(jīng)濟進步尤為折服。通過與權傾朝野的井上伯爵的一次會面，他明白了日本對其祖國的強烈愿望，后者對他說道：“我們的軍備計劃不單是為了自我防衛(wèi)，也是旨在協(xié)助貴國獲得完全的獨立?！?他的其他日本朋友這時向他暗示：只要他能獲得朝鮮的政權，他就能取得很大的成就。于是他決定回國。

金玉均回國后，受命負責殖民事務，后來又負責對外事務。他發(fā)現(xiàn)親華的閔妃集團地位十分牢固。盡管駐扎在漢城的中國軍隊已從三千人減少到一千五百人，但在四名指揮官和袁世凱控制下的朝鮮新軍有四營之多，總計有五千五百人，并配有大約三千支皮博迪·馬蒂尼步槍。四名指揮官為右營的閔泳翊，左營的李祖淵，前營的韓圭稷，后營宮廷衛(wèi)隊的尹泰駿。這四營部隊構成閔妃黨勢力的一個支柱。另一個支柱，很奇怪，竟然是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鷺賓·赫德爵士于1883年派到朝鮮的德國人保爾·喬治·馮·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作為中國在朝鮮的代理人，此人無疑很有才干，但任性而武斷。他的穿著和舉止都像朝鮮人，并控制著朝鮮政府的財政。

袁世凱與朝鮮的國王和王妃相處得很好，以至于國王于1883年初要求他出任新軍的統(tǒng)帥。吳長慶將軍不同意這個提議，但這未能妨礙袁世凱控制新軍四營的操練。

與此同時，中國在安南 與法國發(fā)生了軍事沖突，兩國之間的全面戰(zhàn)爭似乎即將爆發(fā)。1884年11月12日，袁世凱給李鴻章寄去一封密信，將漢城的政治形勢概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