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改善與父親的關(guān)系，我和母親想盡了各種辦法，都沒能奏效。其中最滑稽的一次，是我買了一本郭沫若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去討好他，反而更惹得他生了一場氣。說來也巧，有天我路過書店，看見柜臺里除了這些年從來不變的那些書以外，多了一個新面孔，也就是這本郭著，心里很有點兒驚喜：這會不會是一個對父親有利的信號呢？雖然我的年齡剛剛十七歲，可經(jīng)過五年的“文革”風(fēng)暴，多少有了見識，心里總為父親的政治前途擔(dān)憂，變得頗為敏感。要是這本書的出現(xiàn)真的意味著某種文化大環(huán)境的松動，父親說不定一高興也就原諒了我。

父親看見我，仍然黑著臉，叫他也還是不理。我把書掏出來，放在他書桌上，想借故跟他說說話。沒想到，他一看那書名，拿起來就給扔到字紙簍里，嘴上仍然一個字不說。我心中暗暗叫苦，又不知他何以對郭沫若如此不恭不敬。一直到好久以后，我才在他的一個老朋友那兒得知了緣由。父親早年在上海參與了左翼文人陣營，追隨的是與郭沫若甚是不和的魯迅先生。魯迅對郭沫若有一句著名而苛刻的評價“流氓加才子”，等于在弟子們中間給他定了調(diào)，加之我父親是一個認(rèn)死理欠靈活的人，認(rèn)準(zhǔn)的事情不會輕易改變。我不明就里，在一個不恰當(dāng)?shù)臅r間，送給他這么一本不恰當(dāng)?shù)臅?，那還不是自找沒趣？

我跟父親的關(guān)系就這么僵持著，父親毫無松動的表示，讓我簡直覺得這輩子都只能這么僵持著，沒有和解的機會了。實際上我們之間的和解就在不久之后達成了，促成和解的契機竟是龍老師的死。

去了劇團之后，我一直想著去看龍老師，她為我去話劇團的事來我家，被父親說了那么重的一些話，讓她難堪不已，使我對她抱了深深的歉疚，可又怕見到她之后不知該說什么。表示感謝的話已說得太多，批評父親的話我又不敢說，磨磨嘰嘰地，終于沒有去成。也就兩個月之后，突然聽到一個悲慘的消息，龍老師在騎著自行車上班的路上，被一輛運紅磚的拖拉機撞倒，當(dāng)場身亡。聽說拖拉機司機在交警面前辯解，龍老師在他的車前邊，頭巾被風(fēng)吹開了，她突然松開一只手去抓頭巾，身子一偏就倒在了拖拉機的前輪子下。

我從劇團跑回家去，徑直跑進父親的書房，等不及他把目光從報紙上移開，就噼里啪啦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他，那口氣就好像他對龍老師的死負(fù)有責(zé)任。父親聽了半晌無言，然后說，你去送個花圈給她吧。這是他與我“斷絕關(guān)系”之后，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我們父女之間的冷戰(zhàn)從此結(jié)束，漸漸關(guān)系也修復(fù)如初。

我?guī)еㄈΦ烬埨蠋煹撵`堂去吊孝。龍老師的遺像掛在一面很寬大的墻上，照片上的龍老師神情有點兒呆板，沒有戴頭巾。我看來看去，覺得她肯定是一個蒙古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