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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的學(xué)員生活，遠沒有想象中好玩。每天除了練功和上課，吃飯睡覺，也沒有多少可說道的新鮮事。業(yè)務(wù)課分臺詞、形體、表演、聲樂四個科目，也沒有正式的教員，由話劇團的老演員分頭授課，所以談不上有多正規(guī)。

我們這批學(xué)員一共七人，兩女五男，其中我的年齡最大，正好十七歲，最小的男學(xué)員剛剛十三。論條件學(xué)員各有長短，比如我，因為普通話和語文課較好的緣故，上臺詞課就輕松一些，特別是朗讀詩文，常常得到老師表揚；聲樂課馬馬虎虎，老師認為我的嗓子本錢還好，就是太緊，練一練也許還行；可是一到表演課，我就差大了火，做小品從來沒有及過格。表演課老師說，你的自我意識太強了，太清醒，所以總是入不了戲，做演員最忌諱的就是這個。幾句話已說得我滿心沮喪，又趕上我進入了青春肥胖期，身體就像正往里吹著氣的氣球，呼呼直往橫里長，長高的可能性隨之銳減，形體課就顯出了我的劣勢?？傮w平衡下來，我做演員的前途并不被看好，充其量也就是個跑龍?zhí)椎摹?/p>

眼看進入了1972年，演藝界已經(jīng)不再是八個樣板戲的天下，各省的劇團紛紛開始創(chuàng)作新劇目，雖然也都是革命斗爭題材，人物全按照“三突出”原則來刻畫，可舞臺上總算有了些新氣象。湖南省話劇團也排了一臺反映湖南農(nóng)民運動歷史的大戲，起初叫《紅旗卷起農(nóng)奴戟》，后來改名《楓樹灣》，幾年后還改編為故事片搬上了銀幕。

劇團有了演出任務(wù)，我們這些學(xué)員雖說都只能跑龍?zhí)?，但總算有了上臺的機會。我的角色是一個貼標語的兒童團員，幾次上場都是臺上人最多的時候。最露臉的一場，不過拿著一卷標語從右邊跑到左邊，找到景片上的釘子掛上去展展平，再回過頭來，跟著大伙兒喊幾聲“打倒惡霸地主”“一切權(quán)力歸農(nóng)會”，就完事了。因為演的是舊社會農(nóng)村戲，大伙兒穿的都是破衣爛衫，特別是我們龍?zhí)状┑哪切﹤€，讓我直懷疑是從廢品收購站弄來的，穿在身上也沒什么可美的。

每天如此，新鮮勁兒一過，我很快對這樣周而復(fù)始的日子心生厭倦。有天表演課，我又被老師惡評了一把，心里對當演員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自信和興趣，遂躺在宿舍的床上，看著天花板發(fā)呆。不期然忽地心生一念：像我這樣的條件，當演員肯定只能跑一輩子龍?zhí)?，不如早做準備，學(xué)著當編劇，這樣既挽回了父親的面子，又給自己找了條好退路。這個想法極大地激勵了我，也給了我一種學(xué)習(xí)寫作的動力，有一段時間我一有空就去找團里的編劇們聊天，希望從他們那里得到幫助。我也曾把這種想法透露給父親，他聽了并沒有像我預(yù)料的那樣，表示明確的贊同，而是含糊其辭地說，寫劇本可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后來我才從母親那里知道，父親根本不希望任何一個子女繼承自己的事業(yè)，甚至不愿意讓我們學(xué)文科，以他自己的經(jīng)歷為鑒，他覺得遠離意識形態(tài)的科技工作，才是孩子們應(yīng)該奔的方向。“文革”前我大姐填寫高考志愿，父親非不準她填北大，一定要填清華，結(jié)果大姐第一年愣沒考上，復(fù)讀了一年，才按自己的選擇，考上了北大東語系。

當演員沒勁兒，當編劇沒門兒，只好渾渾噩噩在團里混日子。直到有一天，一個女孩子的死，喚醒了我對人生與文學(xué)最初的思考。

春天的黃昏，霏霏細雨剛剛打住，我在文聯(lián)宿舍大院門口看見草地上躺著一個女孩兒。她雙手握著一根黑色繩索，喉嚨里發(fā)出一串微弱而古怪的聲音，隨后有些白色泡沫溢出她的嘴角。舉目回望，周圍沒有一個人，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該怎么辦，于是想到去她家里報信。走到了她家的院門口，大門虛掩著，但我不敢推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