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流轉，到了1956年，半導體熱開始在日本電子產業(yè)界持續(xù)升溫，職業(yè)的選擇范圍也在不斷擴大。我該何去何從？我抱著野心，制定了半導體核心課題的研究計劃，并打算以此成果為基礎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我開始尋找能幫助我完成這一計劃的職場。

這期間，經人介紹，我認識了東京通信工業(yè)（后來的索尼）的半導體部部長巖間和夫先生，進而獲得了與社長井深大、專務盛田昭夫的面談機會。當時，東京通信工業(yè)有從業(yè)人員約400人，是一家充滿活力、富有進取心的風險企業(yè)，與垂垂老矣的神戶工業(y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僅如此，這家企業(yè)還掌握著鍺元素結晶成長的優(yōu)異技術，也不存在掌控技術的幕后大老板來對你指手畫腳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研究也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設想來完成。一番周密考慮之后，是年5月，我正式轉職到了東京通信工業(yè)。

離開神戶工業(yè)的過程是艱難的，向公司提出辭職申請時，遇到了一連串的煩心事。先是被告知不允許辭職；接著又突然下達懲罰性人事調動，把我從研究科轉至營業(yè)科，真是典型的“恃強凌弱”。這不是一對一的對抗，而是主管和管理集團對個人的刻意滋事。對我而言，主管就是我們人事部的部長，集團就是我所在的這家企業(yè)。日本素來集體意識強烈，“恃強凌弱”的集體暴力問題并非僅存于校園里的孩子們之中，而是有著廣泛存在的社會基礎。

這期間出了件大事：日本漁船在比基尼環(huán)礁的氫彈試驗中遭受了輻射。此后就有了規(guī)定，所有的漁船都必須安裝放射能測定器，因此神戶工業(yè)的蓋氏計數(shù)器得以熱賣。記得那陣子，我還曾把計數(shù)器搬運至廣島縣吳港一帶停泊的漁船上。那是我一生中作為營銷人員的唯一一周工作經歷。

計劃前往東京通信工業(yè)的日子已臨近，因為擔心構成二重雇傭契約，我無奈之下只得將辭職申請以內容證明郵件的方式郵寄了出去①，與神戶工業(yè)斬斷了最后的緣分。我在神戶工業(yè)供職8年8個月，獲得了相當有價值的專利許可，本打算為公司作出更大的貢獻，然而最后公司卻連規(guī)定的退職金8萬日元都拒絕支付。后來有人告訴我，這都是因為我在“處理關系”方面做得不夠周全。只是，當時的我，哪里舍得把時間和精力花在“處理關系”這類問題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