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在聯(lián)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南非由于曼德拉在波爾斯摩爾監(jiān)獄服刑的狀況而遭到了批評。會上的證詞表明，曼德拉與五名囚犯被關押在一間非常潮濕的牢房，這使得他很難進行學習。兩個月之后，表面上看是南非對聯(lián)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批評作出了反應，但很可能是為了推動秘密談判，曼德拉與其他人分開。曼德拉回憶說：

我當時想我應該接近當局，提出舉行當局和非國大之間的談判——因為我們實行集體領導。令我感到苦悶的是，我要在無法跟我的同事西蘇魯、凱瑟拉達、姆蘭格尼等討論此事之前就要同當局接觸，但是我覺得如果我提出， 他們也會句句同意我的提議，因為我們對南非國民黨政客的仇恨太深了。況且，我的同志們沒有我所具有的同來到監(jiān)獄的法官、司法部部長和監(jiān)獄管理專員等要員打交道的優(yōu)勢。因此，我認為現(xiàn)在是談判的時候了。

我開始接觸當局，同科比·庫切先生商討了幾次。他說會談必須秘密進行，而我則說會談可以，但密談不行。到此時我必須要見一下跟我一起關押在波爾斯摩爾監(jiān)獄的四位同志。當局拒絕我一起會見他們，但答應可以分別逐一見他們。因此，我首先見了西蘇魯同志。我認為如果我說服他，他就會幫助我說服其他同志。西蘇魯說：“馬迪巴，我一點也不反對談判，但是我認為應該是當局找我們談，而不是我們找當局談?！蔽艺f，Tshepo同志（ Tshepo是“希望”的意思），如果你不反對談判， 誰先邁出第一步就不重要了。雷蒙德·姆赫拉巴說：“這么長時間里你在等什么，你早就應該這么做了?！眲P瑟拉達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見，而姆蘭格尼則站在我一邊。

接著我將一封信秘密傳遞給了外面的領導機構。奧利弗·坦博回信表示不贊同我的談判建議。他說你同當局那些人能談些什么？我說，我的意思是搞一個非國大和白人政府當局的談判，就回了這一句話。稍后我在一份備忘錄上告訴他們，我要談的是暴力、談判、與南非共產(chǎn)黨結盟以及多數(shù)人統(tǒng)治等問題。非國大說這么做是對的，并且授權給我。于是我分別同來自納塔爾、德蘭士瓦、奧蘭治自由邦和開普敦的同志打招呼，包括非國大成員、青年聯(lián)盟成員、婦女聯(lián)盟成員以及行業(yè)獄中工會的成員。我向他們簡單介紹情況后，大家都贊同。我也召集了羅本島監(jiān)獄的其他獄友（在叛國案審判中僥幸活下來的人們）。

當局任命了一個高級別的談判團隊：威勒姆斯將軍、科比·庫切、國家情報局局長尼爾·巴納德、憲法專家法尼·范德莫韋以及國家情報局的官員麥克·婁烏。

1983年開始擔任監(jiān)獄專員的威勒姆斯將軍早在1971年就認識了曼德拉，當時他擔任羅本島監(jiān)獄的軍官。他說，雙方的會談是在波爾斯摩爾的貴賓酒店舉行的。有時在貴賓餐廳，有時在酒店的俱樂部，還有一次是在威勒姆斯將軍位于監(jiān)獄所在區(qū)域的家里。其他會談場所選在了科比·庫切的家里——他和曼德拉有一次甚至還打了會兒網(wǎng)球，他們也選過在維克多·維爾斯特監(jiān)獄會談。

在曼德拉獲釋前后這段時間里，“民族之矛”應該采取系統(tǒng)而有效的行動來營造必要的氣氛，這些行動應該嚴格限定目標，以便與解放運動政策相一致，也要相應地準備一些宣傳口號，比如“親愛的司令同志，歡迎您回家”。所有這些行動任何時候都不要在曼德拉出現(xiàn)的地區(qū)或附近區(qū)域進行。

——非國大全國執(zhí)委會，盧薩卡，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