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顧彬在德國有個綽號，叫“痛苦的耶穌”，可見他在談論德國文學的時候，也很痛苦。顧彬的“垃圾論”出來之后，他在漢語文學界很痛苦，說他沒說過這話，他只是說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華棟就跟他做了對談，可是那個訪談卻沒有地方發(fā)表，因為中國的很多媒體只愿意聽他罵中國作家，對他別的話不感興趣。哈，最早的媒體只是在借顧彬之口罵人，人家要是不罵，我們的媒體能活活急死。注意了，請他罵的是作家，而不是別的什么家，如果他罵了別的什么家，我們的媒體要么不感興趣，要么不敢刊登。這是不是很有趣？媒體先塑造出一個自己需要的顧彬，然后別的媒體一哄而上，去討論同行們精心創(chuàng)作的那個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實想法，別人卻很難知道，也沒興趣知道。耶穌若真的復活了，這會不會是他在傳媒時代的真實處境？

吳虹飛：有沒有覺得西方人看中國的小說，像看某類社會文獻？

李洱：比如說我在德國接受采訪的時候，記者經(jīng)常問我衛(wèi)慧、棉棉的問題。我坦率地告訴他們，如果她們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們就不是作家。我們的差別就有這么大。

棉棉其實寫得不錯，是自動寫作，但問題就在這里，當一個人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時候，他必須有一定的技巧，必須有文學史的判斷，知道自己的東西跟別人哪點不一樣，否則寫作是無法繼續(xù)下去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棉棉就是高玉寶。

衛(wèi)慧則非常極端，但是假極端，虛構(gòu)的極端。那種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國的生活，是她從亨利·米勒的作品里讀來的生活。這就變成一個基本的問題：絕對虛假的寫作和最本真的寫作，都有可能導致寫作無法持續(xù)。她們兩個正好代表這兩種狀態(tài)。

吳虹飛：現(xiàn)在文學有很多問題。比如，主流系統(tǒng)推崇的那些作家，并不夠好，而且許多人根本不是作家，卻也打扮成作家。我感到最要命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萎縮，缺乏精神上真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