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毛利敬親是抵抗英軍的“林則徐”，那么伊藤博文就是力促日本“師夷長技”的“李鴻章”。只不過伊藤博文對日本的改革更加徹底，不是“日學為體”、“西學為用”，而是“體”“用”全部西化。既然被西方人打服了，就絲毫不再打算為自己的文化辯護。他主張把“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習尚、教育、生產(chǎn)”的“開明風氣”移入日本，使日本進入“開明諸國之行列”。1881年，就在李鴻章沉浸在收獲“超勇”、“揚威”兩艘巡洋艦的巨大幸福感中的時候，伊藤博文則受到明治天皇的派遣，登上了船前往歐洲考察憲政。而大清，直到甲午、庚子兩戰(zhàn)失利后的1905年，才派遣端方、戴鴻慈率領官方考察團前往西方考察憲政。在購買軍艦方面領先于日本的大清帝國，在政治改革方面整整落后了24年，而有著200多年歷史的大清帝國的國運，正是被這20多年決定了。通過考察，伊藤博文對德國憲法推崇備至，認為適合日本國情；回國后，他積極推動立憲，成為明治憲法之父，此后4次組閣，任期長達7年，就是在這7年任期內(nèi)，他發(fā)動了令中國人沒齒難忘的甲午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