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氏的理由是：五四運動之后的1919年5月8日，《申報》稱：5月5日政府閣員在一次緊急會議上“主將北京大學解散”。當時的教育部長傅增湘認為，“古今中外無此辦法，以去就力爭”。5月7日，陳獨秀寫信給尚在上海的胡適（五四學潮爆發(fā)時，胡適在上海）說：“大學解散的話，現(xiàn)在還沒有這種事實。”但他估計，舊勢力不會甘心，“恐怕要想出一個想當?shù)霓k法”來應付。5月9日蔡元培宣布辭職離京，北大情形岌岌可危，引起世人矚目。當時在南方的黃炎培與蔣夢麟于22日寫信給已返回北大的胡適，提出“同人所最希望者為大學不散”，“如北京大學不幸散了，同人當在南組織機關，辦編譯局及大學一、二年級，卷土重來。”又說：“南方大學必須組織，以為后來之大本營。因?qū)肀本┻€有風潮，人人知之”云云。通過對這些材料的審查判別，耿云志認為，所謂北大南遷問題，是在北洋政府聲稱要解散北大的威脅之下，一部分南方教育界人士為圖補救而想出的“卷土重來”的一個萬不得一的策略，與胡適、傅斯年等人圖謀不軌，妄想讓北大拆臺散伙等所謂不可告人之目的扯不上關系。另外，沈氏所說事例無具體時間、地點，更無明確的會議目的，故不知何以會同錢玄同、沈兼士等人一起開會，商量北大的事情。而胡適作為評議會推定的在蔡元培離校期間參與維持校務的委員卻不在場，尤其是被明確指定為代理校務的溫宗禹何以亦不在場？作為學生的傅斯年，他代表誰前來突闖會場，又為何頗像三歲小孩說冒話一樣突然冒出了一番沒深沒淺的昏話？傅斯年說這番昏話的公開理由是什么，難道就沒有一點流露？若真如沈氏所說，傅斯年這一切所作所為所言，符合常情嗎？再有，6月28日，充當北大與蔡元培之間聯(lián)絡人的蔣夢麟給胡適的信中，說隱居于南方的蔡“對你維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7月5日，蔡元培親自寫信給胡適，說：“出京的時候，有許多事沒有機會與先生接洽一番，累先生種種為難，實在抱歉得很”。信中請胡適概照前約辦事，一切由他完全負責等等。鑒于當時情形和已發(fā)現(xiàn)的間接材料，因而可以得出結(jié)論，沈氏所謂胡適與傅斯年等人迫校南遷破壞北大的說法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