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強

2012年7月31日，在北戴河，我接到一個消息靈通朋友的電話，他神秘兮兮地告訴我說，你知道嗎，徐貴祥要到軍藝文學系了。我說，不可能吧，徐貴祥好不容易才當上專業(yè)作家，怎么可能來蹚文學系這道“渾水”呢？況且他已經(jīng)53歲“高齡”了。朋友一本正經(jīng)地跟我說，院首長已經(jīng)跟徐貴祥談過話了，先調過來過渡幾個月，接任文學系主任。我聽了朋友言之鑿鑿的話半信半疑。

但是，對于多災多難的文學系來說，這可是個重大的消息，這消息像一枚炸彈，立即在我心頭引燃。我的心情實在不能平靜，原因是文學系自2000年招收本科學員以來，12年間換了7位系主任。這讓我想起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詹姆斯·謝里登在一篇文章中描述的有關中國“軍閥混戰(zhàn)”的情況，他說1912年至1928年的“在軍閥時期的16年中，北京的全國性政府令人手足無措地變動無常。７個人當過總統(tǒng)或國家首腦。其中１人是２次，實際上等于8個國家首腦。”

軍藝文學系的12年與“軍閥混戰(zhàn)時期”的民國的16年何其相似：我們同樣有7位先后任職的系主任，我們同樣有一位主任“二進宮”，我們與民國的16年間動蕩的政權情況不同的是，我們更嚴重——其中有近兩年的時間居然沒有主任。在這7位輪流任職的主任中，平均不到兩年就換一屆，其中有的任職還不到一年就升職走了，長的不到兩年。

頻繁地更換主任意味著什么呢？當然是動蕩。

我記憶當中，12年間我干得最多的文字工作不是設計創(chuàng)作教學，而是把大量的業(yè)余時間都消耗在了不斷修訂所謂的“五案”上，一遍遍一次次，沒完沒了，沒頭沒尾。而實際上這些“五案”與教學現(xiàn)實毫無干系，寫得越多越細越與實際上課的內容無關。因為，我們清醒地知道，雖然城頭不斷變換大王旗，我們自己必須穩(wěn)住陣腳，對自己的良知、對學員的未來負責。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一個曾經(jīng)輝煌燦爛、名家輩出的“軍隊作家的黃埔”、“軍隊作家的搖籃”、令人仰止的文學殿堂居然呈現(xiàn)出風雨飄搖、衰敗破落之色，實在讓人心痛。哪個愿意看著這片肥沃的、曾經(jīng)并且還會高產(chǎn)出作家的文學田野荒廢掉呢？

就在2012年5月，也就是我們得到徐貴祥將到文學系任職的消息之前三個月，我們尊敬的院長上任了。她上任后大興調研之風，她到文學系調研時讓我談文學系現(xiàn)狀與想法，在談了許多情況后我有些激動，眼含熱淚地對她說，院長你知道嗎，文學系再這樣折騰下去就完了！我們不希望它完！

我想，徐貴祥的到任可能與那次談話有關。因為作為我們好朋友的、其實是一位品學兼優(yōu)的那位后勤領導被動地調到文學系當主任才不到一年，徐貴祥便來了。

之前，某位院領導也曾找我個別私下談話，問我愿不愿意擔綱文學系。他說我的年齡、經(jīng)驗和能力都該是“上道”“篡位”的時候了。那時，我笑了笑，非常平淡地對他說，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該要什么不該要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我是一個非常喜歡干具體實際事情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我沒有能力收拾文學系這個爛攤子。我還笑著跟那位領導說，我是一個等待輔佐明主的臣子，怎可自己上臺？我們哈哈大笑，談話也就此結束。

這恰好是我到北戴河療養(yǎng)之前的事，也就是2012年7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