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具有“憂患意識”的崇禎皇帝在焦頭爛額的苦苦思索中也沒有忘了那種享受，甭說貴為天子，就是賤為平民，也不妨三妻四妾，至圣先師不是教導過嗎？“食色，性也，人之莫大欲存焉。”他在稍稍“喘過一口氣”之際，在那方面就不免過度了點，于是頭暈眼花，精神萎靡，就想找找大夫。

他不想找那成群的“御醫(yī)”，那些御醫(yī)讀孔夫子的書都讀得迂腐異常了，說一些“節(jié)欲”的屁話，其實，孔老夫子何嘗說過“男人應有幾個老婆”的話？這就是圣人的絕頂聰明之處，他決不會把話說得那么具體，一點回旋的余地都沒有。他的話說的極具彈性，因而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追求那種歡樂這一點上，他要心安理得，真是找不到一個知音。佛家不用說了，讓他禁欲，當什么“苦行僧”；道家有這派那宗，也都把“節(jié)欲”的調(diào)頭掛在嘴上。東方文化真他媽可惡，沒有一家不指責他的，還是找找西方吧。西方張揚個性，主張放縱，盡情地發(fā)泄，還不是我的知音？

他找的這個洋人叫湯若望，其實并不是一個大夫，而是一個天文學家。他是一個德國人，早年跟隨利馬竇來到中國，用新法改造了郭守敬制作的日歷，很有一點貢獻的。只是因為崇禎皇帝太忙亂了，才讓他此時正在皇宮里擔任著一個閑職。

崇禎皇帝可不比山村老農(nóng)，見了“高鼻梁、藍眼睛”就大驚小怪。他是見了世面的，決不盲目地排外。如果不是國內(nèi)的事情特別棘手，讓他須臾不得離開，他還真想到國外去看看呢！現(xiàn)在就只能在宮中容留外國人，湯若望就是其中的一個。這個外國人幾乎是一見面就博取了崇禎皇帝的好感，不是因為他精湛的數(shù)學計算，而是因為他居然知道紫禁城名稱的來歷。

明成祖當年修筑皇宮的時候，是嚴格按照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概念修筑的，恒星分為三垣，周圍環(huán)繞著28宿，其中紫垣（北極星）正處中天，是所有星宿的中心?；蕦m被稱之為紫禁城，就是說，這里是天國世界的中心，應當嚴格保衛(wèi)，是“禁地”。湯若望這樣的幾句話，立即讓崇禎皇帝驚為仙人：這個洋鬼子怎么連先祖的心思都知道！不是一個魔鬼，而是一位神仙。

崇禎皇帝和他的古今同胞一樣，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思維慣勢，只要外國人夸獎了幾句祖宗，就“雞毛上天”，美得暈頭轉(zhuǎn)向。最后只好“吊死煤山”。

不過眼下他與這個湯若望倒是發(fā)生了一場激烈的沖突。當然，一開始并不劍拔弩張，崇禎皇帝對“泰西”（西方）的“另類”官員還是“法外施恩”的，他破例地給了湯若望一個座位。

湯若望喜出望外，就未免有點放肆，說話就不再吞吞吐吐了。他已經(jīng)等候了很久，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話想對這個帝國的最高主宰說，可惜總沒有機會。難道不能上書嗎？他游歷過法國，有著“法蘭西式”的熱情，可惜他只會讀說漢語，要寫，可就得借助中國官員了。不料他剛一開口，就嚇得中國官員渾身都打哆嗦，未等他說完，就連連地說；“罪過，罪過！欺君非圣，大逆不道！罪過，罪過！”

他確實不能理解，眾多的事實就擺在那里，為什么就不能說實話？中國的官員都不是聾子、瞎子，為什么偏偏要裝聾作??？

久而久之，他逐漸了解了中國的官場，有了“德國人的狡猾”，他實事求是，卻又非常執(zhí)著，說還是要說的，但不必那么熱情奔放，一瀉無余。他是一個“德國佬”，比法國人更理性一些。所以一見面他還是很有禮貌地說：

“陛下今天招我來，有什么見教呀？”

“把你擱置了太久，今日突然想起你來了。想讓你陪著朕說說話兒。”

湯若望啞然失笑；“真是應了你們中國一句俗話：倒驢不倒架。我還不知道你讓國事纏得焦頭爛額嗎？何必裝出一種悠悠自如的樣子來呢？”

他是一個十分自負的西方人，自詡是“泰西的天才”。在中國混跡了這么多年，不僅漢語嫻熟，而且自信把東方文化“研究透了”。已經(jīng)洞穿了東方“帝王文化”的核心秘密。他的發(fā)現(xiàn)至少有兩條：

幾乎所有的帝王都標榜自己是推行儒家學說的，執(zhí)行的是“仁政”，所以把一個孔夫子不斷地推崇，最后封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也跟著所有的中國人對孔夫子崇拜得五體投地?？删枚弥?，他學會了中國話，而且懂得了古文，就要尋找孔子的著作來讀，找了很久，發(fā)現(xiàn)大量的都是“代圣人立言”的他人的著作。真正的先師的著作不過是薄薄的一本《論語》而已。這樣的一本小書，怎么會有自己的理論體系？他來了西方人的“求異思維”，發(fā)現(xiàn)孔子這個所謂的圣人，只不過是帝王的工具而已。真正的孔子只是一個下了臺的小官吏，他不甘寂寞，就在家鄉(xiāng)辦了一所不在官府注冊的學堂，后來又耐不住清貧，就到處流浪，流浪途中，吃了不少苦頭，就牢騷滿腹，常常發(fā)泄。這些牢騷倒頗有些真知灼見，就讓弟子們收集了起來，這就是那本傳世之書。后來的孔圣人是一個完全被塑造出來的人物，因為他的嘴里念念不忘的是“克己復禮”的口頭禪，而那周禮之中確實可以總結(jié)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被稱做是“三綱五常”的倫理守則來，于是，統(tǒng)治者就開動了所有的全部機器，大肆吹捧，造就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上的孔子”。他明白了這一點，再回過頭來看歷代帝王標榜的所謂“仁行天下”，就對一切洞若觀火了。他問；‘哪一個不是法家？哪一個不是崇尚王霸之治？個頂個的是儒家的外衣，法家的實質(zhì)。所有的“代圣人立言”的高級馬屁精都不敢說而已，只有那個荀子例外。

不知為什么，這個湯若望更喜歡荀子例外。

也許就因為荀子更講究“實用”吧。

其實，哪個帝王不對儒家學說采取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就說“國朝”吧，那個定都北京的明成祖，不就因為孟子說了一句“民為貴，君為輕”的話，就被趕出大成殿了嗎？孟子是所謂的“亞圣”，尚且如此，其余又何足道哉？

這個游歷過法國，深受“啟蒙運動”熏陶，又過海漫游英倫三島，對“文藝復興”的遺跡情有獨鐘的人，正是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東方文化的，所以他又有了第二個百思不得其解。

中國歷朝歷代哪個皇帝不標榜自己“禮賢下士”、“虛心納諫”？可讓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一驗證，就會發(fā)現(xiàn)這正是在“演戲”，作作樣子來騙人的，且不說有多少“士”是死在“禮賢下士”的“牧民”者的屠刀之下，就是那些馴服之極的“士”，也只有甘心當奴才的份兒。不是奴才，就是歪才，然而歪才也是異己，至少他們的“腹誹”難以察覺。在統(tǒng)治者看來，這“腹誹”也極其可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讓愚氓之眾都活得明明白白，那就必然的離心離德，那還得了！所有的統(tǒng)治者，概不例外的都要推行“愚民政策”，不愚弄百姓，他們一天也活不下去！

什么“尊重人才”？只是“使用奴才”！真正的人才決不會得到尊重的，因為他們決不會與冒牌人才，其實卻是奴才之輩同流合污的。

“禮賢下士”只能是一句徹頭徹尾喬裝打扮的謊話。

什么“納諫”？中國歷史上有幾個聽得進不同意見的皇帝？甭說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就是有個一官半職的大小官吏，哪個不是“一貫正確臉皮厚”？整個官場里有一條“鐵的法則”：“上”總比“下”高明！要不，怎么能成為“上”呢？官越大，嘴越大；嘴越大，理越多，到了皇帝就把天下的理都占盡了，所以叫金口玉牙，言出法隨，被稱為“圣旨”。哪個敢“抗旨不遵”？只有“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份兒。哪里還敢多嘴多舌？

就算有唐太宗那樣的個把“納諫如流”的皇帝，那諫言也有一個額度，就是不能觸及至尊的權(quán)力，稍有冒犯就是大逆不道，腦袋只能搬家。

一條不可抗拒的“潛規(guī)則”：部下永遠不得比上司聰明。

上司絕對不會主動征求屬下的意見，即使屬下比上司高明很多。除非這個上司離了屬下的這條條陳就影響到自己烏紗帽的大小。屬下如果是一個聰明人，他最好是用神不知鬼不覺的辦法，把這個條陳變成上司自己的，那樣就會得到提拔重用；否則就會用不了多久立即滾蛋！才大震主呀！哪個當官的喜歡部下比自己高明？

湯若望不是法國人，不會不顧利害，一味的熱情奔放，直言不諱；也不是英國人，不會只顧利害，一味的紳士風度，緘默其口。他是求實的德國人，說還是要說的，只不過得講究該怎么說而已，當下他就等待著崇禎皇帝開口。

崇禎皇帝開口說道：“朕近來頗感疲憊，究竟是什么原因？”

“無他，房事有失節(jié)制而已。”

“你怎么也這么說？寡人決非好色之徒！朕登基以來，就決心法先王，當一個中興之主。令人費解的是：先王的楷模莫過于周天子，周文王日御十女，有一百個兒子，還得到民謠的贊頌；朕為什么后宮的規(guī)模一再壓縮，反而會在朝野都有微詞呢？這是很不公平的。”

“陛下既然說到了‘公平’，那我要以‘主’的名義說，你僅僅是一個男人，卻擁有那么多的妻子，這才是最不公平的。你們東方文化真是不可思議，為什么一夫一妻的對偶婚在民間比比皆是，在官場和皇宮就走樣了呢？應該是對等的才好。”

“哈哈哈哈！”崇禎皇帝狂笑起來，“難道這有什么不對等可說嗎？要知道，皇帝只有一個，官吏也屈指可數(shù)；而美女卻是一茬又一茬出現(xiàn)的。天子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不僅合乎古制，而且也正是你所謂的男女平衡。”

“然而，許多女子的青春就要埋沒在深宮里面了。”

“你這就更近乎胡說了。身為女人怎么能淫蕩成性？她渴望得到朕的寵幸，是因為我有龍種；我肯寵幸她，是因為她祖上積德。我承認我寵幸不過來；但是決不容許有半點的怨尤之心。女人而萌動了這種欲念，就是淫婦！活該背著磨盤沉灣！”

湯若望無話可說。這個睿智的西方人辦了一個大大的蠢事。居然向一個東方帝王要什么平等，豈不是緣木求魚？

湯若望最后是被趕出來的，這是因為他不慎偏離了男男女女的話題。提到了袁崇煥。這下子戳到了崇禎皇帝的肺管子——他不容許任何人提到這個“不祥的名字”，以至于在湯若望走了很久，他還悻悻地想；“我殺錯過什么人？那一個不是罪有應得？那個袁崇煥自持有功，朕看著就很不順眼。敢拂逆天子的眼神，還不是罪該萬死？說什么‘自毀長城’？簡直是夸大其詞！他一個袁崇煥就有那么大的能耐？又不是一個皇帝！天下不能沒有皇帝，除了朕，少了誰都一樣。這不？連那個洪承疇都投降了后金，朕還坐在金鑾寶殿？”

他自負地望著北方，那里似乎平靜了許多。

二

歷史的天空總是變幻莫測的，而且許多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因素相互作用，往往演出許多出乎人們預料的大悲大喜的正劇來。

明朝末年，歷史正在重復著這一進程，正當崇禎皇帝全力應付遼東戰(zhàn)事，讓邊患弄得焦頭爛額之際，原來似乎已經(jīng)絕跡的的流寇卻突然從地下冒了出來。冒的并不是水，而是沖天的大火。要在頃刻之間把一個皇脈延續(xù)了200多年的大明王朝化為灰燼了。

崇禎皇帝登基以來，就深深為“流賊”所苦，天災人禍，流賊遍地。最大的有兩股，一是“闖賊”李自成；一是“獻賊”張獻忠。兩股都是時起時落，忽而銷聲匿跡，忽而遍地烽煙，令朝廷防不勝防。那個張獻忠本來是接受了“招撫”的，皇帝也給他封了官。豈知“賊性狡猾，言而無信”。趁你們君臣正陶醉在“招撫”獲得成功的喜悅之際，突然反戈一擊，把明軍可就打得落花流水了。正史上記載：“崇禎八年乙亥，張獻忠陷鳳陽，焚皇陵。”打開了皇帝老家的城門，掘開了皇帝的祖墳，再放上一把火，比“再踏上一只腳”還令人解氣。“崇禎十年丁丑，張獻忠犯安慶，南京大震。”這一次突然的襲擊，震撼了陪都南京，秦淮河的笙竹管弦也不得不稍事收斂。對張獻忠的反復無常，明朝君臣，乃至后代歷史學家都頗有微詞，其實這是很不公正的。當時的張獻忠就很不以為然；“媽媽的！向老子要什么誠信。你格老子還是流寇嗎？“他哈哈大笑，笑這些達官貴人有眼無珠，其實，“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才是社會的統(tǒng)治思想。”為了自己的利益，官場充滿了謊言，早把誠信擦了屁股，最后只能自食其果。張獻忠的言而無信正是跟著崇禎皇帝們學的。至于那個“闖賊”李自成，更是“心腹之患”，崇禎皇帝多次調(diào)集全國的兵馬，分圍堵截，喊破了嗓子，要“除惡務盡”，但是始終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為了“剿滅”這股“闖賊”，他大開殺戒，不是殺賊，而是殺“剿賊”不力的督撫。也不知殺了多少個，十個八個的不止，但仍然無濟于事。崇禎四年，洪承疇督辦三邊軍務，不斷報捷，七年，又讓他“兼攝五省軍務”，這才有了點起色。據(jù)報，“闖賊”已經(jīng)被“剿滅凈盡，唯有李自成率十幾人逃匿。”這才把一個洪承疇調(diào)到了遼東。豈知“盡是群臣誤我！”“闖賊”已經(jīng)坐大，馬上就要埋葬大明王朝了。

中國歷史上對統(tǒng)治者來說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就是“流民”。“流民”就是失去了土地，到處流浪的農(nóng)民。農(nóng)民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是民眾的大多數(shù)。這些人其實最好統(tǒng)治，最高理想不過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只要溫飽，可以傳種接代，甭說讓他自己造反，就是他人造反，他也會受統(tǒng)治者利用，無限忠心地充當著“捍衛(wèi)安寧”的角色。他們絕對的是一堆“散沙”，只要有土地讓他們揮灑血汗，他們就會安分守己，世世代代當順民?？墒且坏?ldquo;順民”當不成了，變成了“流民”。那就情況巨變。顯然，他們成了更為凄慘的“弱者群體”。但是，為了生存，他們卻只能聯(lián)合起來。即使是“初級階段”的相互攙扶著共同逃荒，也是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更甭說有了編制的農(nóng)民起義軍了。“流民”是任何統(tǒng)治者的心腹之患。然而，任何一個統(tǒng)治者都無法根絕“流民”之患，這幾乎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怪圈”：要權(quán)力，就必然制造“流民”；有“流民”，就必然妨害權(quán)力。一個幾乎人人皆知的常識：土地是“根”！有了“根”，農(nóng)民才能“安居樂業(yè)”，緊緊地被束縛在一塊塊分散的土地上，才可能“各家過各家的日子”，當天子的順民。沒有了“根”，草民也會枯萎。沒有了分散的“家”，就只能扶老攜幼，集體逃荒。喪失了土地的農(nóng)民很難活下去，他們就會鋌而走險，最后破壞天子的安寧，這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常識?？墒?，所有的帝王都利令智昏,他們都宣布“土地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實，這并非是他們的絕頂愚蠢，而恰恰相反，是他們的攫取天下的絕頂聰明。一個帝王如果喪失了土地，實在連一個乞丐都不如。所以，土地更是帝王的“根”。自古到今，所有的帝王都把土地當作自己的“命根子”，漢劉邦就接受了周天子“分封諸侯”的教訓，公然宣布；“非劉姓而王者，天下共誅之”。也就是說，在土地問題上，即使讓人分一杯羹，也只限于他們劉姓一家。在具體進行過程中，當然帝王不會親自去收取地租，會有各式各樣的拿著地契（包括官印）的地主出現(xiàn)，但是，他們都只是“二地主”，臨時地享有土地的所有權(quán)而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農(nóng)民都是無“根”的“流民”，或者是“流民”后備軍。“流民問題”其實就是“農(nóng)民問題”。

解決“流民”問題最好的莫過于宋朝。北宋加南宋也是三百年，卻沒有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宋江，方臘是被小說家大事渲染才深入人心的，即使在小說家的生花妙筆之下，那規(guī)模也小得可憐，根本不能與前朝的黃巢相比，更不能與后來的李自成相比，甭說全國規(guī)模，連一個省都不是遍地烽煙。

宋朝的辦法就是“軍隊擴編”，把“流民”統(tǒng)統(tǒng)收容到軍隊之中去，這也許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歷史經(jīng)驗：無論在什么時候，都要花上巨款來豢養(yǎng)軍隊。只要把軍官喂得肥肥的，那些士兵都只是一些行尸走肉。“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沒有一個頭上長著自己的“腦袋”。所以宋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軍隊，所有的軍官都享有很高的俸祿，卻是一個最孱弱的王朝，周邊的所謂“夷狄”部落，哪個都能欺負他。他那龐大的軍隊根本就不是為了打仗的。

實施宋朝這個辦法有一個前提，就是得國庫里有錢。沒錢養(yǎng)活軍隊，軍隊帶頭造反，那局面豈是“流民”所可比擬的？

這個辦法對明王朝來說，不靈！

明朝的財政一直吃緊，不是搜剮得不狠，而是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黑洞”。明太祖“馬上得天下”，當然深知“軍旅三昧”，所以他最不放心的就是軍隊，登基不久全力誅殺的就是他的“親密戰(zhàn)友”。他接受了劉基的“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半部”中就大有文章。歷代統(tǒng)治者全力打造的儒教文化，在宋代已經(jīng)達到了“頂峰”。實踐證明，所謂“存天理，滅人欲”那一套說教,經(jīng)不住“放縱人欲”的“強勢文化”的沖擊，滾滾而來的蒙古馬隊把它掃蕩到山鄉(xiāng)的書院中和都會的戲臺上了。“一場浩劫”過后，天下只剩下半部《論語》，《論語》的精粹，諸如“誠信”、“仁愛”之類，經(jīng)過巨大的民族災難之后，本來就所剩無幾，更何況朱家王朝的創(chuàng)業(yè)者在屠殺自己“戰(zhàn)友”中的私私弊弊，更與“誠信”毫不搭界。天下的《論語》只剩下書皮了，當然只是“半部”。

在這種背景下，他產(chǎn)生了巨大的“政治天才”，就是建立起錦衣衛(wèi)、東廠、西廠之類的特務體系。一方面要龐大的軍隊，軍隊是帝國的“命根子”，關(guān)系到帝國的生死存亡，是一把絕對需要的“安全鎖”；同時又必須把軍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用自己最信任的爪牙公開地或者秘密地去監(jiān)視所有的大小官吏。這是另一把“安全鎖”。與前者比較，后者更為重要，盡管級別不高，薪酬也十分可憐，但是卻都是帝國的精粹，天子最信賴的人。

只可惜，他們遭際了“半部《論語》”的時代。這個時代很難產(chǎn)生真正的超越物欲的精粹。所謂的“精粹”概不例外的都經(jīng)受不住“酒色財氣”的誘惑。實在沒辦法，他們也是人。過節(jié)的時候，也要吃最大的對蝦。沖動的時候，也要找最浪的女人。“食色，性也”。講幾句“無限忠于”之類的儒家信條，能解決吃飯性欲之類的大事嗎？朱家皇帝哪個也得體恤親信們的生理需要。

何況，他的這些親信們在欲望上更異于常人。本來人為地剪除了那方面的能力，就急待補償，越發(fā)有特殊的需求：大太監(jiān)可以占有女人，獲得心靈上的滿足；小太監(jiān)卻只能望梅止渴。兩種人的“好色”都轉(zhuǎn)化為對金錢的貪婪，“黑洞”就應運而生。

皇帝要籠絡嘍羅，心里自然明白“空話是喂不飽肚子的。”甭說在“浩劫”之后，人們的道德水準只是“書皮水平”，就是在孔孟時代，也得“重賞之下，必有武夫”。所以，皇帝對親信爪牙，都額外準備著“紅包”。老實講，許許多多的人之所以賣身投靠，全是奔著這秘密的“紅包”來的。

世界上的事就這么簡單：任何不敢公開的收入，都是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拿不到桌面上的金錢都是極其骯臟的，所以，能夠得到這種錢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極其貪婪的。欲壑難填，必然出現(xiàn)財政“黑洞”，而且是無底洞。

大明王朝的錢都用來豢養(yǎng)特務了。國庫空虛，全線吃緊，四處要錢，卻沒有錢可撥。眼下的崇禎皇帝早就被錢咬住了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自己一省再省，把“御膳房”都撤了，自己所用的銀餐具也熔化了，變成了“餉銀”。但是，杯水車薪，無可奈何，只得動員他的皇親國戚，盡力捐輸。然而遇到了太祖、成祖的不肖子孫，他們祖祖輩輩借助于“國”，驕奢淫逸，揮金如土，為了博取一個粉頭的歡心，不惜花巨資四方尋求一粒寶石，可是，“國”真的用著他們了，他們就個個哭窮，崇禎越催，他們越窮，一個個都成了乞丐似的，恨不得再啃崇禎一口；與此同時，他們卻把大量的金銀細軟偷偷地運出王府官宅。因為“樹倒猢猻散”是必然的。帝王的子孫都絕頂聰明，哪個還沒有這點預感？給自己預留退路。這時候，那“國”，就成了崇禎皇帝自己一個人的“國”。他發(fā)動了整個皇宮，才籌集了不足四百兩銀子，真的是不夠塞牙縫的。

龐大的特務體系僅僅貪婪還猶可說也，更可怕的是，他們制造了崇禎皇帝“無人可派”的局面。

既然是秘密薪酬，就帶有巨大的隨意性，但是這“性”總得有一點可操作性吧，否則的話，讓嘍羅們?nèi)绾稳カI媚取寵？于是，皇帝們就不斷地進行“政策調(diào)整”，“量化指標”。說白了，就是告密越多，越重要，就顯示的忠心越強，越真誠。因而薪酬也就越多。

只可惜，遭際了“后浩劫”時代，只有“半部論語”，那些忠心耿耿但卻操守有限的馴服奴才，這時就難免把“血腥”與“忠心”劃上了等號。本來嘛！他們就是一群人格低下的無恥之徒，但凡稍有人格，誰肯以告密為職業(yè)？所以這班侏儒小人在物欲的熏陶下，很快就把“告密”升級為“誣告”，于是個個忠心可嘉，多多賞賚，國庫囊空如洗不說，滿朝文武可也就越來越少了。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間，被殺的大學士有兩人，被流放的大學士也有兩人，作為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內(nèi)閣大學士輕易就落到了如此下場，實在令滿朝大臣寒心，至少說明還有另外一批更為皇帝信任的人。在六部尚書中，刑部尚書換了十七人，平均每人的任期只有一年。十七人中,一人被處死,五人被下獄,下獄中的兩人又不明不白死在獄中。兵部尚書也不只一個被處死。地方督撫中，總督被殺者7人，其中就有建立了“鼎天”功勛的袁崇煥。巡撫11人，還不包括被逮后被迫自殺的。一個“萬馬齊喑”的局面出現(xiàn)了：大家都緘默其口，但是，卻是絕對的兩種人：一種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卻并不信任皇帝，只是想從皇帝那里盡可能地多撈一點，他們決不鋒芒畢露。但是，卻時刻警惕著，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們或者沒有本事，或者把有限的本事都用在了“誣陷”、“告密”上了。平生是干不了一項正經(jīng)事情的；另一種人真心忠于皇帝，卻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偶爾有一兩個敢于大聲疾呼的，也決沒有好下場，常常是未等開口就被眾多的第一種人扼殺了。他們之中的佼佼者，讀孔孟之道的書當了真，想干一點正經(jīng)的事情，往往碰得頭破血流，然而，盡管如此，還能夠為天子的江山作一些修修補補，延緩崩潰的事情。發(fā)展的趨勢卻是：第一種人越來越多；第二種人越來越少，最后就到了“有君無臣”的地步。

眾叛親離，孤家寡人，正是“特務政治”的必然結(jié)果。三

禍不單行，1642年崇禎皇帝唯一得心應手的屠刀易手，洪承疇投降了皇太極，讓一場隆重的“舉國皆祭”化成了“舉國討伐”。洪承疇的所有業(yè)績統(tǒng)統(tǒng)一風吹。“常勝將軍”也變成了“常敗將軍”。然而，這種中國式的邏輯卻改變不了一種可怕的事實，就是他曾經(jīng)戰(zhàn)敗過的敵手，不僅乘機崛起，而且加倍地幸災樂禍。

曾經(jīng)只率數(shù)十騎兵逃出洪承疇重圍的李自成，很快收容了各地被打散的部下，重新點燃了漫天大火。

這年大年初一，他攻破了襄陽，宣布自己是新順王。

李自成早已被稱為“闖王”了。但那是民間的稱謂，毫無政權(quán)的色彩。自從滎陽大會之后，李自成就確定了“稱王”的目標，決心建立一個政權(quán)與明朝皇帝分庭抗禮。這個“王”可不同于那個“王”，非同小可。

“要不要稱王？”在農(nóng)民起義軍的上層曾經(jīng)發(fā)生過巨大的爭論，反對的幾乎只有一人，就是李信（李巖）。

夜色已經(jīng)很深了，李巖仍然毫無睡意，凝望著寒空里的上弦月，默默地嘆了一口氣。

突然，他覺得背后有一雙手，手里拿著什么東西，擁了上來，是一件披風，接著是非常溫柔的聲音；“天冷了。”他緊了緊披風，感到十分溫暖。雙手緊緊地握住了愛妻的纖手，注視著那雙美麗的大眼，只說了一句：“沒有退路了呀！”

只此一句，就足以把紅娘子的熱淚打得滿面滂沱了。夫妻之間有時候更多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她怎么能不了解丈夫的心境呢？丈夫出身于河南的名門望族，只是為了伸張正義，搭救她這個即將落入福王魔爪的繩妓，才得罪了權(quán)力蓋天的皇叔，不得不棄家造反的。他確實是已經(jīng)自斷退路，因為在一個“講究門第”的社會里，他背叛的是他原來所屬的整個一個階級，這是“大逆不道”！不比小偷小摸，或者搶了他侄子的江山。他自己明白，也下定決心，既然走上了造反之路，就只能硬著頭皮走到底。真的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他是一個心眼兒為闖王賣命。

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李自成采納了不少，隊伍很快改變了“流寇”狀態(tài)，戰(zhàn)斗力大大增強；他編輯了童謠：“盼闖王，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在民間廣泛傳唱，令李自成在民眾中有了廣泛的擁戴。簡言之，成氣候了。

然而，他的處境十分困難。

他和李自成的“蜜月”很快就過完了，李自成的態(tài)度很快就從“禮賢下士”，“事事請教”變成了“不即不離”。并非是他已江郎才盡，再也說不出什么新鮮的建議了，不！恰恰相反，隨著他到來的日子漸多，了解的事情越多，他的意見也就越多，然而他就很不受歡迎了。一些人是明明深知道他的意見“句句是真理”，說的切中要害，但是，“話得看是誰說的”。是一個新來乍到的“名門秀才”說的，就得另說另道了。他們見闖王對這個李巖言聽計從，心里醋海騰波。最重要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牛金星，他跟李巖在知識分子這一點上是“同類項”，但卻決不會相互包容。關(guān)起門來捫心自問，他會承認李巖的才能確實超過了自己，但是一開門，他就要與李巖比資歷；“我是某某年追隨闖王的，那年河南正鬧大饑荒，李巖只怕還在吃大饅頭吧。”另一個是宋獻策，他對牛金星的心事洞若觀火：“他早已想當開國宰相了。自以為無人能與他競爭，現(xiàn)在對手來了，他還不是岌岌不可名狀？”但是他也嫉妒李巖；“我還自稱是最懂‘圖讖之學’呢！為什么那童謠不是我編出來的呢？”他感到自己很丟面子不說，只怕在闖王心目中，這“第一軍師”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脅。

另一些人以劉宗敏為代表，本來就對李巖看不順眼：“老子造反是叫你們這幫人逼的！當年你們哪個瞧得起我們這些泥腿子？如今看著我們就要成事了，你跑到我們這兒來，不就是想還要保住原來的榮華富貴嗎？闖王容易上這種人的當，什么造反人越多越好，老子造反，有你一個不多，缺你一個不少。你老老實實聽話尚可，怎么能不識抬舉，多嘴多舌？老子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

“老子打下來的天下，憑什么讓你來指手畫腳？你來說三道四，就是別有用心。就是想來奪權(quán)。老子打下來的天下，讓你們來坐江山，休想！”

他曾與闖王發(fā)生過一場爭論：

闖王；“李巖也是造反的。”

劉宗敏；“他也造反？”

闖王；“是??！朝政腐敗，奸臣當?shù)?，特務橫行，好人受氣——”

劉宗敏；“停！這些嘴皮子上的話，你留著吧！你怎么不問問我，我等為什么造反？”

闖王；“你為什么造反？”

劉宗敏；“我活不下去了！造不造反都是死路一條。他為什么？不造反，不是同樣可以摟著那個漂亮娘們嗎？”

他艷羨紅娘子，可惜讓李巖這個財主羔子捷足先登了。真他媽不公平，造反前，只能看著美女眼饞；造反了，還得看著美女眼饞，他咽了一口唾沫，得意地瞅著李自成。

李自成無法回答這個棘手的問題。

李巖充分體諒李自成，知道闖王跟他一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只要闖王繼續(xù)尊重他，愿意聽取他的意見，他就竭誠相報。殊不知闖王也在起變化。紅娘子以女人的細膩察覺到這一點，提醒自己的丈夫。李巖長嘆一口粗氣；“我還不知道嗎？就要打下天下了，誰也無力回天！”

是的，奪取天下的道路是漫長的。在初期，像一棵小苗，要生存，要發(fā)展，陽光需要，水分也需要，哪怕是渾濁不堪的水，都會虛懷若谷地兼容并蓄；然而即將勝利了，目標已經(jīng)近在咫尺，事業(yè)已經(jīng)馬上登峰造極，他就用不著再傾聽不同意見了。這個時候，誰再多嘴多舌，說輕了，可以完全不予理睬，說重了，他那因為勝利已經(jīng)高度膨脹的自尊心，就會顫抖，大耍“陽謀”。李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伴一個出身寒微的“準天子”更是頭上懸著屠刀，隨時隨地都可能斧鉞加身。但是，他已經(jīng)沒有退路了，他癡心不改，一如既往，還是“諫言錚錚”。他對愛妻紅娘子說：“我既然已經(jīng)從賊了，就只能身不由己，古人云：與人謀事當竭盡全力，賊對我好，我不遺余力；賊對我不好，我也要肝腦涂地。萬劫不復了！”他嘴上這樣說，但心里明白，闖王對他的態(tài)度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在最初的日子里，闖王是頂著巨大的壓力，在很有分寸地重用他。闖王身邊的將領(lǐng)都是出身赤貧的流民，有那么一兩個識字的，也都十分寒微，牛金星是落第秀才，宋獻策是江湖術(shù)士。但是追隨闖王的歷史都很長，為闖王的事業(yè)都立下了汗馬功勞。闖王得到了他，盡管在私下里可以說“如魚得水”，“好比劉玄德得到了諸葛亮。”但是在公開場合，他要“避嫌”，避免屬下“腹誹”：“闖王喜富厭貧”、“得了個識文斷字的，就把草莽兄弟都扔了。”

以李巖的睿目，當然不會看不到，就是在那樣的日子里，闖王雖然對他言聽計從，但是并不真正信任他。他的部隊當然也擴展得很快。但是僅限于他的河南老鄉(xiāng)。這支部隊當然也能打硬仗，但是，離開了河南，不會搶掠，給養(yǎng)就成了問題。相比之下，他的部隊就未免“蔽衣寒食”了。

隨著闖王的事業(yè)迅猛發(fā)展，他與闖王的關(guān)系急劇降溫。在“稱王”這個問題上，迅速激化了。李巖不識事物，居然敢力排眾議，反對早“稱王”。

他的理由是擺不出來的：軍紀如此之差！還是一群流寇，如何進入城市？河南的士紳輿情洶洶，比之于張獻忠，盡管令敵聞風喪膽，但卻需維系民心。過早稱王，弊多利少。

這樣“自揭瘡疤”的話，能說出口來嗎？

他只能說歷史，希望李自成能接受歷史經(jīng)驗，作出正確的選擇。

“歷史是什么？”環(huán)繞著李自成的眾多將領(lǐng)面面相覷，覺得非常新鮮。一齊把目光盯上了李巖。

李巖很作難，因為這決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說清楚的。他就未免有點遲疑。劉宗敏不耐煩了：“快說！甭繞來繞去，說那么多老百姓聽不懂的話。一斧子一塊，直截了當！”

李巖只好非常簡單地說；“歷史就是過去的事。”

不料引起了哄堂大笑。

“過去的事與咱們有什么關(guān)系？”劉宗敏亮著他銅鐘般的嗓音說，“我等只要現(xiàn)在！現(xiàn)在我們都是將軍了，還說過去？過去我們都是光著腚！老祖宗也好不到那里去。”

是的，任何一個新生政權(quán)都有著巧取豪奪的過程，他們回首，不管怎么吹噓“光輝燦爛”，但內(nèi)心卻十分恐懼。所以，他們只能讓國史館去修前朝的歷史；他們更畏懼當代人寫“野史”，以免引起后患。所以，任何一個統(tǒng)治者，說穿了都是不要歷史的，他們只要“歷史著作”。歷史著作在本質(zhì)上是“帝王的旗袍”，剪裁可體，既可以掩飾帝王那千瘡百孔丑陋不堪的軀體；又可以涂脂抹粉，回環(huán)曲折突出婀娜多姿的曲線。“經(jīng)、史、子、集”，史排在經(jīng)典之后，不是沒有道理的。所以，從本質(zhì)意義上說，所有用公款豢養(yǎng)的歷史學者都是皇帝的奴才，是給皇帝做旗袍的。不想做這份奴才，就只能去寫野史。上了檔次的統(tǒng)治者，要精心打造可體的“旗袍”，不上檔次的，就赤裸裸的不要“旗袍”了。他們根本就不需要“光宗耀祖”，干的就是“欺祖滅宗”的勾當。

李自成介于二者之間，所以制止了劉宗敏，讓李巖把話說完。

“當年，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就是接受了謀臣的建議，‘緩稱王’的。”

這次是引起了李自成的哄堂大笑了；“原來是他呀！我反的就是他的子孫，奪的就是他的天下，怎么能學他？你也太迂腐了。”

李巖確實迂腐！意見可以千條萬條，內(nèi)容可以千變?nèi)f化，但是涉及到權(quán)力，立即就成了廢話。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你要延緩人家攫取最高權(quán)力的進程，豈不糊涂透頂？

崇禎十七年（公歷1644年），是一個改朝換代的年份。這年冬天，中國的北方飄著漫天大雪，北京更是終日大雪迷漫，唯獨在古城西安，卻出現(xiàn)了連續(xù)的晴朗天氣，似乎那明媚的春天提前來臨了，驪山腳下，華清池畔，居然出現(xiàn)了游人的足跡。

這種地方已經(jīng)荒涼得太久太久了。“戰(zhàn)亂”對人們生活的改變，首先就是把“游覽”改成了“逃難”。西安這座大城曾經(jīng)麇集過很多的達官貴人，成為一座“避風港”，但是，委實十分短暫，闖王李自成的義軍，盡管幾次大起大落，但每次攻陷西安，都是易如反掌。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崇禎皇帝又聽信了讒言；“賀人龍是李自成的同鄉(xiāng)，李自成稱他是‘賀瘋子’，多么親切！”。這還了得！自己身邊唯一一個能夠鎮(zhèn)壓流寇，堪稱頗為悍勇的大將竟如此得到闖賊的鐘愛，“密件”說的對呀，闖賊是一些農(nóng)民，農(nóng)民都是粗野的，他們都把罵人當成了一種親切。于是就下了一道“密旨”，把賀人龍殺了。農(nóng)民起義軍的將領(lǐng)聞訊之后，酌酒相慶：“賀瘋子死，取關(guān)中如拾芥矣！”果然，農(nóng)民起義軍的鐵掃帚很快就把西安城打掃得干干凈凈，西安成了農(nóng)民起義軍的天下。這里已經(jīng)會聚了大量的義軍，新的部隊還在不斷地涌來。

這年的大年初一，李自成在這里宣布：建立大順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