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祖父回到家鄉(xiāng)，才發(fā)現組織寫的介紹信弄丟了，再寫信到原來的部隊去找，部隊經過重新整編，哪里還找得到？他一趟一趟地找當地組織部門。地方組織部門被他糾纏得沒有辦法，就提醒他說，革命不分先后，你可以重新參加革命。他喜出往外，立刻辦理了參加工作的手續(xù)，并在當年又重新入了一次黨。據他自己講，回來之前他團長都當了好幾年了。

我的這個太爺爺畢竟是從正規(guī)部隊回來的，他雖然是四九年第二次參加革命，時間上比我父親和二叔要晚，但是基于他的革命經驗，直接被派到鄉(xiāng)下搞土改，親手領著我的父親和叔叔分了自家的田地。

太爺爺有文化，能說會道，又在革命隊伍里鍛煉多年，各項工作拿得起放得下，很快成為土改工作隊響當當的人物。哪里工作推不動就安排他去，保證迅速拿下。他的名聲在當地叫得很響，地主怕他，農民也怕他，婦女哄孩子都拿他說事兒。據說他解決問題的辦法很果斷，不是吼聲，就是槍聲。土改結束后，出于鎮(zhèn)壓反革命的需要，太爺爺當上了地區(qū)法院的院長。

文革中砸爛公檢法，太爺爺被打到，戴著高帽子游街，帽子上寫了三項罪名：叛徒、漢奸、流氓——跟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只有最后一項罪名不一樣。他羞憤交加，一口氣上不來就倒在地上人事不醒。那些人把他丟在街上，一哄而散。沒人敢上前去救他，直到街上沒人了，父親的小叔喊來我父親兄弟兩個，把他拖回家去。

太爺爺從此經常神智不清，他的革命生涯也徹底結束。

父親說，他們年輕時，常常不得不放下工作，去尋找他的祖父。他的祖父一次次地穿上干凈的呢子中山裝，胸口別著毛主席像章，腰里還扎著武裝帶，器宇軒昂地出門，吵鬧著要去見毛主席。到死，毛主席的影子也沒見著。

恢復公檢法后不久，父親的小叔當上了法院院長——這也是歷史給我們家族開的最大一次玩笑，太爺爺不是當法院院長，也可能不會有后來的批斗；沒有太爺爺的批斗，也不會有小爺后來的院長——1978年初，他去北京開會，第一次見到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他覺得江華像極了與父親在陜北窯洞前拍的一張合影里的首長。他托人把照片呈給江華，江華說，這不是杠子嗎？（據說我太爺爺認死理、愛抬杠）就親筆寫了證明材料，證明照片中的人物是自己的下屬，這個下屬當團長還是江華跟他談的話。

我只記得江華的證明材料上，寫著當時他是政治部主任。

太爺爺被平反昭雪，紅頭文件確認了他的老紅軍身份。他那時已經死去七年。父親的小叔領著他們三兄弟，站在墳前大聲宣讀了組織決定。父親提出把材料燒給爺爺，讓他在那邊踏實了。二叔堅決不同意，二叔說，燒了不行，再來運動又沒了證據，還不得再讓爺爺死一次？后來那份平反決定和江華證明材料的復印件就一直被二叔收藏著。

父親與他的兩個弟弟平時聯系并不多，只要是三個兄弟到一起，總是爭吵不休。雖然父親并不多話，但是二弟和三弟之間的唇槍舌劍，總是與他有枝枝梢梢的牽連。這源于他們兄弟三個的分工，當時老大老二出去鬧革命，要求老三留在家里照顧爺爺奶奶，照顧他們的土地，他們希望有一天還能回來。革命成功后，革命成果自然要有革命者來享有，父親和二叔留在了城里，并在城里娶妻生子。而小叔一直留在了農村。雖然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諾，但是既沒改變由農村喂養(yǎng)革命，也沒改變由農村喂養(yǎng)城市的基本格局，城鄉(xiāng)之間的剪刀差從來都沒有縮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