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咸豐帝畢竟是泱泱大國的封建皇帝，他對自己的整體實力和防范措施估計過高，而對英法侵略者的貪欲和國力認識不足。他說：“經(jīng)此次痛加懲創(chuàng)，自應知中國兵威，未容干犯。” 又說：“該夷蓄意狂噬，遽受大創(chuàng)，自應膽落?！?還說：“朕思僧格林沁?？诓贾秒m已周密，聲威亦為該類所畏，原不難使該夷再受痛懲。”說這幫夷類經(jīng)此“懲創(chuàng)”、“大創(chuàng)”、“痛懲”。就“所畏”、“膽落”了，未免言過其實。咸豐帝的這些夸夸其談，真有點阿Q的味道哩！

咸豐十年（1860年）春，英法聯(lián)軍真的又來了。這次與上次不同，是作了充分的入侵準備的。他們的戰(zhàn)艦和運輸船200余艘，軍隊25000多人，陸續(xù)開到中國，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的侵華戰(zhàn)事。六月十五日占踞北塘，七月五日攻陷大沽炮臺，七日攻占天津。僧格林沁大軍西撤，退守通州一帶，以保衛(wèi)京師。而英法侵略軍如入無人之境，“夷眾自天津進發(fā)，竊伺帝鄉(xiāng)，迢迢三百里，毫無阻礙，故無恐怖” 。他們一路燒殺搶掠，追到通州城下。

那么，應該如何評價咸豐帝的“剿撫兼施”的指導方針呢？剿撫兼施，即戰(zhàn)和并用的方針，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提出是有一定道理的。光祿寺少卿焦佑瀛對這一方針做了解釋：“馭夷之法，不外戰(zhàn)撫兩端，能戰(zhàn)，則其權在我，而撫局易成；不能戰(zhàn)，則其權在夷，而要求益甚，此理所必然，勢所必主也。” 就是說，戰(zhàn)與和，第一位的是戰(zhàn)。只有打勝仗，才能迫使敵方就范，換得和平。如果打了敗仗，那就得任人擺布了。即“剿撫兼施”的基點是剿。這個看法也正是咸豐帝的觀點。然而戰(zhàn)是如何戰(zhàn)呢？是速決戰(zhàn)，抑或是持久戰(zhàn)？這一點咸豐帝的看法則是模糊的。他說：“惟念決裂之后，從此兵連禍結，迄無了期，雖圖快于目前，而貽患于將來?！?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持久戰(zhàn)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他怕“迄無了期”。又說：“從來駕馭外夷，未有不歸于議撫者，專意用兵，如何了局。” 又是一個“如何了局”。他只想打速決戰(zhàn)，而不想打持久戰(zhàn)。這種想法只能是一廂情愿。因為咸豐帝所遇到的夷已經(jīng)不是鴉片戰(zhàn)爭前的夷了，他們之間有本質的不同。

一是社會制度不同。過去的夷往往是處于落后的奴隸制階段或與中國相同的封建制階段，而現(xiàn)在的夷則是處于先進的資本主義階段。

二是來往目的不同。過去的夷來往多是為了通商。而現(xiàn)在的夷是為了侵略。

三是力量強弱不同。過去的夷或是屬于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或是臣服中國的四鄰國家，力量往往較弱。而現(xiàn)在的夷則是懷著貪婪的侵略欲望的以先進的武器為先導和以強大的國力為后盾的資本主義列強。

咸豐帝及其周圍的樞臣們對世界的這個大變化是不了解的，仍然以世界的中央之國自居。而咸豐帝統(tǒng)治下的中國已是國力衰敗、人心渙散、士氣不振的外強中干的極貧極弱的處于封建社會末期的國家?！秳蛲砬逯袊贰氛f：“（清朝）根本弱點是思想和體制方面，也就是對外國的現(xiàn)實一貫無知，并且有心不去考慮這一現(xiàn)實。最彰明昭著的證明就是他們愚不可及地主張，清帝國的政體應高于所有外國的君主?！?咸豐帝對世界的認識仍然停留在二三百年前的封建中世紀階段。四夷賓服，萬方來朝，是他們習慣的思維模式。咸豐帝及其某些朝臣習慣地把資本主義列強稱為不屑一顧、不堪一擊的“夷”。當資本主義列強入侵時，他們往往是主戰(zhàn)的。在二鴉期間，主戰(zhàn)派往往是不諳世界大勢的封建頑固官僚，也有一些是擅長紙上談兵的英雄好漢。而主和派一般地講，往往是同列強打過交道，并對世界大勢有所了解的比較開明的封建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