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人看來，李鴻章可謂生不逢時。但若換一個視角，又未嘗不是生逢其時。

“李鴻章生于乾隆大帝去世后二十四年、《南京條約》簽訂前十九年，他早年所受教育和其他年輕學者并無重大不同?！钡麉s很快就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一面（相對于八股時文，他更注重經世致用之學），并遇到了一個好老師曾國藩。

在大清國，像他這樣的年輕人，以往也有過不少，但幾乎無不為時代的沉悶所埋沒。李鴻章是幸運的，遇上了太平天國與西力東漸。但李鴻章又是不幸的，因為他走得太快，遠遠超越了他的時代。

在上海的孤軍奮戰(zhàn)，無疑對李的性格及日后的事業(yè)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更重要的影響，則早在李搭乘洋人商輪趕往上海的途中，就已經產生。

援滬淮軍乘坐從洋人那租來的五艘火輪船，風馳電掣，橫穿長江，貼海而行。李鴻章大為慨嘆：“潛師疾濟，蓋沿江遵海，深入賊境一千余里。自古行軍所未有也?！?/p>

而更令李鴻章震驚的，還是洋人機器之精巧，武備之精良，操法之齊整。

當時，國人看到洋人武器先進，多主張加大數量以抗衡。李卻說，知道落后就要追趕，質量的差異只能以質量來趕超：“與其多而無用，不如少而求精。”因為他要向真正的強者學習，“明制發(fā)逆，隱然制夷”。本著這個思路，他不僅守住了上海孤城，而且主動接觸當時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洋人，積極學習，主動轉型，逐步將這支孤軍發(fā)展成了大清國裝備最精良、戰(zhàn)法最先進的淮軍集團。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孤島中，李學生面臨著曾老師所從未面臨的形勢。“他在危機的氛圍中，對于西方人的挑戰(zhàn)以及他在新的職位上所遇到特殊的軍事和行政問題作出了反應，他為西方對中國的明顯侵略和西方的武力所震驚，盡管他注重實際，但是他發(fā)展了一種新的愛國精神?！?/p>

也正是在上海，他看清了一個事實，洋人的政治世界是一個巨大的力學體系，這個體系下，一個又一個的“軍事—商業(yè)”混合體互相競爭。毫無疑問，這不同于儒家的王道精神，但既然大清身處其中，又無力改變現實，那么也只有向西方學習，謀取自身的富強，先爭取到生存權，再說改變現實的事情。

現在，正是這個人，這個字漸甫，號少荃，享有一等肅毅伯、太子太保、協(xié)辦大學士尊號，賞戴雙眼花翎、御賜紫禁城內騎馬的合肥男人，在1870年的8月29日，當上了大清國的直隸總督，11月20日還要再追加北洋通商大臣的重任。四年后，更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的殊榮。

于是，外國人的新聞紙又開始躁動了。

大清國，也能像當年的上海孤城一樣，在這個男人手中起死回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