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意識到，隨著我的研究成果傳播開來，它所包含的表面意義發(fā)生了突變。我的研究所顯示的是，在我提出的許多政治和經(jīng)濟問題上，專家預測的平均水平比瞎猜好不了多少。然而，“許多”不代表全部。在僅需一年時間即可驗證的超短期問題上，專家最容易做出準確判斷，當他們試圖預測更長時間之后的事件時，準確性就會下降，在3~5年的問題上，水平接近于擲飛鏢的黑猩猩。這是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它揭示了在復雜世界中專業(yè)預測的局限性，以及超級預測家能力所及之處。在兒童游戲“傳話”中，主持人小聲地將一個短語告訴排在第一位的孩子，他轉(zhuǎn)述給下一個孩子，依次傳遞，最后大家驚訝地發(fā)現(xiàn)短語被改得面目全非。正如這個游戲所展示的那樣，真實信息在持續(xù)的復述過程中被歪曲，原有的精妙之處蕩然無存。我要表達的信息變成了“所有的專家預測都沒有價值”，這是胡說八道。一些曲解甚至更加粗鄙，例如“專家的知識也就達到黑猩猩的水平”。我的研究成為虛無主義者和支持不可知論的民粹主義者的理論依據(jù)，前者認為未來從根本上說不可預測，后者堅決要求在“專家”兩字前面加上“所謂的”。

所以，我厭倦了那個笑話。我的研究不支持更加極端的結(jié)論，我也不喜歡這樣的結(jié)論?，F(xiàn)在，我更加堅定自己的立場。

是做一個揭穿真相的人，還是充當專家及其預測的辯護人？事實上，在二者之間，我們有大量的機會選擇理性的立場。一方面，揭穿真相的人確實有他們的道理。預測市場中的確有一些不露聲色地兜售值得質(zhì)疑的觀點的家伙。此外，專家的預言存在著怎么樣都無法擺脫的局限性。我們的能力總是不能滿足我們想要知曉未來的欲望。另一方面，揭穿真相的人太過分了，他們把一切預測都貶低為愚蠢之舉。我相信，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看清未來是有可能的，任何思想開放的聰明人經(jīng)過努力都能夠培養(yǎng)出必要的技能。

就叫我“樂觀的懷疑論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