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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爾泰斯的文字的確讓人想起了他的同胞卡夫卡，其文字中透出一種“卡夫卡氣質(zhì)”。但他們之間的差別無疑是巨大的?？ǚ蚩?ldquo;屬鼠”，他的驚恐和焦慮經(jīng)驗與其說來自現(xiàn)實，不如說來自潛意識，其恐懼和焦慮是與生俱來的?？ǚ蚩ǖ膶懽鞣路鹑祟愇拿髌ü缮弦粔K刺眼的深藍色胎記，既不可能重復(fù)，也無法模仿。作為一位“寓言式”的作家，卡夫卡的作品就像一個巨大的“無主句”，或者是說沒有“主人公”的敘事、沒有原告的訴訟、沒有被告的審判。而凱爾泰斯的寫作，是個人所經(jīng)歷過的創(chuàng)傷性打擊的產(chǎn)物，是一位14歲少年在“奧斯維辛”恐嚇下出現(xiàn)的冗長的噩夢，是一位活生生的人的切膚之痛。凱爾泰斯的寫作，就像文明皮膚上一個正在流血的傷口，它觸手可及，近在咫尺，永遠也無法愈合。

所謂的“愈合”，就是用發(fā)亮的疤痕來掩蓋受傷的真相。其實，“愈合的傷疤”本身就是一個“謊言”，就像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謊言一樣。“愈合”，盡管不可能完好如初，但它給了人們一個“完好如初”的假像。而生活的真相，被一種寧靜而光潔的“薄膜”掩蓋。疤痕既不是粗糙的皮膚，它沒有毛孔；也不是流血的或潰爛的肌肉，它有著死寂般的寧靜。“疤痕”是一種介于皮膚與肌肉之間的奇怪狀態(tài)。但是，人們對此卻習(xí)以為常，并將這種謊言般的生活視為常態(tài)。凱爾泰斯的寫作，就是對光潔的、塑料般的疤痕的拒絕，就是不斷地把即將結(jié)痂的傷口挑破，露出流血的肌肉。通過回憶，他一遍又一遍地在驚恐不安中重溫生命的厄運，就像他不斷地通過寫作記起了“自己”一樣。不斷地回憶，不斷地寫作，筆尖在疤痕上遲緩地游移，并借此既抵御著人類的惰性，也培育著自己的絕對孤獨。這或許就是一種真正的寫作狀態(tài)。

也許正是有一種類似于“卡夫卡式的寫作”的存在，才阻止了一種“傷口愈合”的假像或者幻覺，最起碼在寫作中，或者說在精神狀態(tài)中阻止了這種幻覺。正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并不認(rèn)為凱爾泰斯是一位“卡夫卡式”的作家，就像我不認(rèn)為他是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作家一樣。凱爾泰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位有著相同遭遇和較為接近的文化背景的作家，在處理經(jīng)驗的方式上顯得截然不同。在這里，我先要站在今天的閱讀角度，來苛求一下這位俄國19世紀(jì)的偉大作家，給當(dāng)代那些盲目的、討巧的模仿者潑點冷水。

同樣面對過極權(quán)主義，同樣面對過死刑，同樣面對過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敘事方式是不停地說，不停地在書房里來回踱步，就像一位“失禁”患者找不到廁所一樣。在描寫苦役生活的《死屋手記》中，他第一次找到了宣泄的地方。那部小說就像一個巨大的垃圾桶，里面裝滿了西伯利亞凍土的荒涼和寒冷、遙遙無期的勞役、殘酷的行刑、骯臟的澡堂、骯臟的小酒館、腥臭的酒氣、囚徒荒唐的言行……一切都超出你的想象，一切都新奇無比，一切都聞所未聞。它因此而具備了新聞性，也就是具有了消費性。沙皇宮廷多愁善感的貴婦人和公主們，在聽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誦自己小說片斷的時候，都傷心地哭了。他的長篇小說《白癡》中也有類似的場景，三位伯爵小姐圍著梅什金，不停地要求他講述死刑現(xiàn)場的情景和面對絞刑架時的心理感受，然后一驚一乍地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