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的敘述者說：“復(fù)述那個時代，你發(fā)現(xiàn)如此困難……要回顧過去先得詮釋那時代的語匯。”高行健發(fā)現(xiàn)了問題，但也遇到了困難。這種困難當然不是外部的禁忌，而是來自他自身的文化毒素，來自糾纏在他自己意識里的幽靈。正是這種附著在詞匯上的，因而也侵入了潛意識的文化病毒，成了記憶的根本障礙。高行健反復(fù)強調(diào)，寫作就是要揭示時代和人世的“真相”。而這個“真相”一直躲藏在詞語的迷霧之中。高行健倒是沒有僅僅局限于講述歷史的故事。這是他比“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高明的地方。高行健關(guān)注的是特定的歷史時期人性的分裂狀況。在一個巨大的意識形態(tài)壓抑機制下，人性的本能一分為二：一部分（比如攻擊性、趨同心理）轉(zhuǎn)換成了意識，或者說轉(zhuǎn)換成了詞語（革命/反革命、斗爭、揭露等）；另一部分（愛欲的訴求、尋求安全的逃避心理）則被深深地壓抑，沉到了潛意識的暗處。“時代語匯”（意識形態(tài)的載體）就這樣成了一道厚厚的擋板，將個人的本能壓抑在潛意識之中，使記憶消失在歷史的黑洞里。重新敘述，就是要突破這個擋板的壓抑，重現(xiàn)被壓抑的本能生活，從而將潛意識變成意識。高行健如何清理、詮釋帶有特定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時代語匯”呢？他怎樣突破它們所形成的壓抑擋板呢？

《一個人的圣經(jīng)》開始于一個童年的夢幻。對這個夢幻的記憶，突然被頹敗的歷史所中斷，被傷害和死亡所中斷。外部世界的壓抑機制像陰影一樣籠罩在頭頂上。高行健試圖釋放被壓抑的本能生活（敘事者面對的是異性，回憶的事件中也主要是兩性故事），并對這種“壓抑”進行批判。偶爾粗野不羈的語言，也道出了某些隱秘的真相。但與達里奧·福、格拉斯等人相比，高行健的語言還是過于理性，過于“知識分子”化。這使他的“潛意識釋放”、“還原生存真相”有一種弄虛作假的成分，好像故意較勁兒似的（后面還會分析）。也就是說，在重現(xiàn)本能（愛欲）生活的過程中，他常常顯得過于清醒，讓一種自以為是的新意識、新語匯過多地介入。其實，這種介入就是一種新的“壓抑”和“檢查”機制，它們是外部世界、現(xiàn)實政治在內(nèi)心的影子。夢的呈現(xiàn)被他自己中斷了。

文學并不是精神分析，內(nèi)心的黑暗也不是純病理性的東西，人類的疾病是一種超越了醫(yī)術(shù)的疾病。因此，他們需要的與其說是醫(yī)生，不如說是恩典。然而，人類最不可救藥的疾病就是，他們突然輕而易舉地恢復(fù)了所謂的“理智”，他們不再癲狂了，他們的語法規(guī)整了，他們開始找各種借口為自己的疾病辯解了。他們將自己的疾病強行遺忘，轉(zhuǎn)而成了一個超然的旁觀者。這就是高行健所提倡的“冷文學”的全部語義。事實上，“冷文學”提倡的自我救贖，只不過是病毒潛伏期的一個幻覺，其表現(xiàn)形式，就是一連串新造的、與所謂的“時代語匯”和邏輯合而為一的主張、觀念、詞匯。這在高行健的敘事中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