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國先生，亦有外國先生。司徒雷登，自稱“是一個中國人更甚于是一個美國人”，杭州話說得比英語還好。他執(zhí)掌的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燕京大學亦請到陳寅恪、鄭振鐸、謝冰心、錢玄同、費孝通、顧頡剛、張友漁、斯諾等名師。1934年，北京學生為反對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組織請愿團赴南京，燕京大學學生宣布罷課。司徒雷登不但沒有處分學生，還召開全校大會說：“如果此次燕大學生沒有參加請愿，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逼渖蠲鞔罅x如斯。

路易?艾黎，這位1927年就來到中國的新西蘭人，1942年后與英國記者喬治?何克在陜西雙石鋪創(chuàng)辦了培黎工藝學校，兩年后遷至甘肅山丹縣，近600名學生半工半讀，以“手腦并用，創(chuàng)造分析”為辦學思想。在此9年，他為學校經(jīng)費賣過汽車，為學生溫飽動用了母親的1萬美元退休金，為保護學生跟駐軍爭吵，為中國培養(yǎng)了一批工程技術(shù)人才。他在中國待了60年。

趙元任陪羅素在中國講學一年，徐志摩陪泰戈爾五城演講，杜威26個月在中國講演200多場，燕卜蓀在北大和西南聯(lián)大教書數(shù)年，這些都豐富了當時中國先生的內(nèi)涵。在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眼中，五四運動到解放前這30年，是中國大學最美的第一個時期，美在氣象更新，美在人才輩出，也美在先生輩出。

“德先生”和“賽先生”

蔡元培說“教育者，養(yǎng)成人格之事業(yè)也”。那時的先生們，少專家，多雜家，即在多個領(lǐng)域都是專家；不擅評職稱，更擅長個性教學法；有知識，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更傾力愛護學生；不獨守三尺講臺，更在廣闊的社會舞臺上展示大國民風范；學貫中西，更想回中國致用；熱心時政，更能為國家擔當。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們相比，作為思想資源和社會武器的兩位“先生”影響力更大更廣，直到今天，即“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這兩位“先生”是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由陳獨秀通過《新青年》引進的?！缎虑嗄辍吩疲骸拔覀儸F(xiàn)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shù)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薄叭粢驗閾碜o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p>

先生們以不同的方式擁護和爭取著“德先生”和“賽先生”，并將其傳給一代代學生?！百愊壬痹诮裉毂取暗孪壬?更有地位，但“德先生” 也落到實處，才是國家和公眾的福祉。

說到底，先生們所有的努力，就是讓這個國家每個人的心里，都住著“德先生”和“賽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這個國家的美好、這個世界的尊重。

（文/何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