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相當于三屆美國總統(tǒng)的任期—弗拉基米爾·普京都掌管著這個全球國土面積最大、自然資源豐富的世界第二大核武器國家。然而，對于普京的真實身份各方仍然爭論不休。菲歐娜·希爾（Fiona Hill）和克利福德·加迪（Cifford Gaddy）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頗有建樹，正如本書所說，盡管從成長經歷和早期事業(yè)生涯來看，普京是典型的蘇聯(lián)人，然而，他卻不再是“普京同志”，而成為了“普京先生”。普京與過去二十年間在俄羅斯迅速崛起的資本家們達成了協(xié)議—他們支持他奪取政治權利，而他則幫助他們積累財富。于是在“俄羅斯集團”和它的“裙帶資本家”之間建成了菲歐娜和克利福德筆下的“非法防護罩”。不止如此，普京還鼓勵政府官員，尤其是那些權力部門（其中就包括普京之前所屬的情報部門）斂集私人財產。蘇聯(lián)也存在高層腐敗的現(xiàn)象，但是與所有企業(yè)一樣，它是由國家壟斷的，然而今天，俄羅斯內部卻出現(xiàn)了一種不正當?shù)墓胶蠣I關系。

普京出生時的那個國家和現(xiàn)在他領導下的這個國家信仰體系已經全然不同。那時的蘇聯(lián)對“民族資本主義者”嗤之以鼻，將宗教視為“人民的鴉片”，同時將自己的追隨者們稱為全球運動的先鋒隊。然而，普京卻并不是任何一種體系的信徒—他贊頌祖國俄羅斯，信奉東正教，并且將國家的未來寄望在前蘇聯(lián)的基礎上。

菲歐娜和克利福德證實，普京奉行“俄羅斯例外主義”—這一點符合他的政治抱負和議題。這是一種很原始的意識形態(tài)，可以追溯到19世紀，當時的親斯拉夫派對神秘的俄羅斯人精神和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宿命論堅信不疑，俄羅斯例外主義就來源于這種信念。普京在一次備受誤解的著名發(fā)言中痛惜道，“（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并不是蘇聯(lián)解體，而是蘇俄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走向衰弱。這種觀點，連同他的其他一些觀點在內，都受到了眾多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和電影制作人尼基塔·米哈爾科夫（Nikita Mikhalkov）的影響。尼基塔·米哈爾科夫在奧斯卡獲獎電影《烈日灼身》（Burnt by the Sun）中對斯大林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控訴，因而聞名西方。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普京尋求“俄羅斯意識”的做法表明普京與沙皇之間存在某種共同點—他們都認為俄羅斯迫切需要一位最高領導人。克里姆林宮并不缺少諸如分權、控制和制衡這樣的觀點。斯大林被尊稱為大帝（vozbd’，意思與Der führer和Il Duce相近），即便是鮑里斯·葉利欽—這位與普京相比各方面都更希望改革的人—也習慣用沙皇（tsarstvovat’）來稱呼自己。

如菲歐娜和克利福德所說，“普京”非常小心地避免使用這些言語。原因有幾點，首先，他曾經當過步兵，做過克格勃的中級官員，這些經歷使他習慣于安靜地躲藏在偽裝之下。其次，如果你曾是一名情報人員，如今成了國家的“第一人”（這是普京在他的準自傳中采用的頭銜），你就沒有必要每天說大話—因為權力已然在你的手上。因此，盡管在普京眼里誰也無法和他平起平坐，他仍舊要求同僚們稱呼自己“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爾洛維奇”，或者更為正式一些的“普京先生”。

即便是位居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Dmitry Medvedev）“之下”，擔任總理的四年間，他也無可爭議地位于“垂直權力體系”的頂端。普京連同“主權民主”一起，將那些話轉化成了決心?？傮w來說，他成功地操控著軟弱的議會，威嚇或者拉攏政治對手，恐嚇甚至監(jiān)禁敵人，而且還掌控著大多數(shù)媒體的輿論導向。

然而，普京對他所建立起的這個系統(tǒng)的掌控權既不是絕對的、也無法確保永不失去。菲歐娜和克利福德進行了細致研究，并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證據，來指出他的弱點—漸漸無法滿足俄羅斯人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