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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3歲的周英華和16歲的周采芹告別長樂路788號，一幢三層樓的法式洋房，被送到倫敦，此后再也沒有見過父親。他倆試圖通過戲劇、電影、繪畫、建筑等藝術(shù)形式安身立命，同時在靈魂深處與父親相連。但在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的倫敦或紐約，一個中國人想要在主流藝術(shù)界存在極其艱難，因為類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nèi)”的原因。所以，周英華說，無論在早年開餐館還是如今的繪畫事業(yè)中，反對“種族歧視”都是一個強(qiáng)烈的動因。

具體地說，周家姐弟遭遇過什么樣的歧視呢？周采芹記過一鱗半爪：“有一次去租公寓，只因為我是個中國人就被拒絕了。我當(dāng)時就像挨了一記耳光一樣，滿臉通紅，自己什么錯誤也沒犯卻要受此侮辱，我覺得這太不公平了。我從這件事中學(xué)到了不少東西，真正體會到那些看著公寓窗戶上寫著‘愛爾蘭人和有色人種不必申請’的人，心里會是怎樣的痛。”

另一次，她被一個英國男人攔住：“我不想顯得沒禮貌，可是我能不能問一下，你的乳房是真的嗎？因為，傳說中國女人都是平胸……”

六十年間，從歐洲到美洲到亞洲，周家姐弟留給世間一連串跳躍、夸張、反差極大的影像或記錄。他們有時消沉得如墜深海，有時快活得手舞足蹈，有時驕傲，有時萎靡，繪就一幅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的壯闊長卷。

或者可以從陳沖寫周采芹的這段文字里體會丁點(diǎn)“藝術(shù)掙扎”之下的反彈，它與費(fèi)正清先生用于描述近代中國的“沖擊—反應(yīng)”論像是一個道理——

“時不時地我會在熒幕上見到她，角色都并不大，但演什么像什么，是個極有生命力的演員。真正見證到她的演技是在舞臺劇《金孩子》（Golden Child）里面。采芹演的曾外祖母令人難忘，她的悲情、她的執(zhí)著、她的幽默、她的可笑，都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采芹的每一句臺詞、每一個停頓、每一個形體動作都是那么精準(zhǔn)，簡直是爐火純青。”

“阿拉爺在臺上，是要啥有啥（指舉手投足間已臻化境）。我現(xiàn)在畫畫，也求這個?！敝苡⑷A對我說。

除了長子周少麟，周家其余5個孩子都被有四分之一蘇格蘭血統(tǒng)的裘麗琳送到了英國或美國。而周信芳在上海孤島時期，與田漢、姜椿芳等文藝界左翼走得很近，編演過許多進(jìn)步劇目；新中國成立初期也和梅蘭芳、周揚(yáng)同登天安門參加過開國大典，擔(dān)任過上海京劇公會主任、上海文化局戲曲改進(jìn)處處長……小女兒周易曾經(jīng)清點(diǎn)過父親任職、兼職、掛名的職務(wù)，有二十多個。

“那么，母親為什么一定要送你們出去呢？”我問周采芹。

“我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我們都要出國的。我爸爸再有名，也是戲子啊……你們年輕人不知道從前的戲子意味著什么……我媽媽很了不起，我大姐是第一個出國的?！保ù蠼阒懿稍?，嫻靜良善，定居紐約，曾在三妹狂野生活瀕臨崩潰時伸手相幫，沒有一句責(zé)言。她后來形容采芹的生活是“作料太多，而主菜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