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或1980年的夏天，爸打電話給幼儀，邀她來康涅狄格小住數(shù)日。他倆顯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會上討論過這趟遠行的可能性。1940年出生的爸，從孩提時代就和幼儀很熟，那時爸家住上海，轉(zhuǎn)角就是幼儀家。1949年以后，爸和家人便輾轉(zhuǎn)到香港、東京、巴西圣保羅，然后到美國。幼儀也在同年離開中國大陸，前往香港，在那兒認識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1974年他去世為止。

初訪康州的幼儀帶來了粽子的食譜和制作材料，媽和我在幼儀監(jiān)督之下，把肉餡和糯米準備好，然后將大片竹葉放在水里泡軟待用。第一個粽子包出來以后，幼儀宣布我們的努力成功了。此后每年夏天，幼儀都會帶份新的食譜來，有一年是餃子，還有一年是蝦醬。她會在我們準備做菜時仔細監(jiān)工，然后給我們的成品打分。我喜歡她那種從容不迫、細心周密的方法。我們煮東西時，她就夾雜著英語和中文告訴我中美與古今之別。我在家是講英語長大的，讀高中時才開始學中文。幼儀與我交談時，從來不譏責我太美國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說的中國的口氣。張家這邊的親戚中，沒有人是以這樣輕松的態(tài)度和我說話的，連我自己的爸和爺爺奶奶都一樣。

當時處于青少年時期的我，正陷入強烈的認同危機。身為張家第一代在美國出生的人，我徘徊于兩種文化之間，卻不知如何取舍。身為華裔美國人的我，渴望擁有可以讓自己認同的國家，想要追求一個和自己的過去毫不相干的未來。我熱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卻又對自己的傳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開始在哈佛大學就讀，由于東亞研究系聲譽卓著，便選為主修科系。本想借此達到了解中國的目的，卻因為要系統(tǒng)分析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tǒng)而產(chǎn)生困惑。令人氣餒的是，我所學的東西并未引起我的共鳴，而主修其他學科的同學卻暗示我天生就應該具備有關中國的知識，也讓我深惡痛絕。如果我對中國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們大都是美國人），那我出了什么問題？難道我不夠中國？我經(jīng)常如此戒慎恐懼。

那年在研讀中國史概論這門課（同學都戲稱這是稻田課）時，無意中在一些課文里發(fā)現(xiàn)張家人的名字，他們經(jīng)常被與五四時代（約1919至1926年）相提并論。這個時代見證了傳統(tǒng)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領風騷之下所經(jīng)歷的劇變。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廣場發(fā)生了中國史上第一次擁護民主的示威活動，五四之名由此而來。這個時代的貢獻之一，是產(chǎn)生了新文體和新文學。我的兩位伯祖張嘉森和張嘉璈①，也就是張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與銀行界的成就而為人所褒獎。我自小就認識二伯祖與四伯祖，他們于1970年代中期過世后，每次我去舊金山探望爺爺奶奶，都會到他們位于加州一座山邊的基地致敬。

令我驚訝的是，姑婆張幼儀也因為和徐志摩離婚而被提及，后者是將西方詩律引進中國現(xiàn)代詩，并協(xié)助創(chuàng)辦影響文壇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詩人，名噪一時。他們的離婚事件常被稱為中國第一樁現(xiàn)代離婚案。

大學第一個暑假自校返家后，我熱切等待幼儀來訪。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長輩和不諳世故的移民，這位女士和我在閱讀課本時所想象的女中豪杰，會是同一個人嗎？她到訪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書本，央求她從頭告訴我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