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還說了陸費逵做事的三個特點，“先生的優(yōu)良性行在這里也得提出：一、強毅——他在中華書局草創(chuàng)時期，遭到不少困難，竟能堅持下去。二、前進——他遇事不甘后人，他獨樹一幟后，在營業(yè)上和商務競爭劇烈。商務本以教科書起家，其后出版范圍漸廣，伯鴻先生都不肯放過：商務印行《四部叢刊》，中華便輯印《四部備要》；商務編印《辭源》，中華就出版《辭?！贰Ｒ弧壬荒陙?，主持中華書局，一心一志，不他務他求。他外間應酬極少。從前外交部請他做官，也被婉謝。我國商場：‘同行如敵國’。商務和中華，在某時期也不免此種現(xiàn)象；但經(jīng)過劇烈的正當競爭后，彼此認識因之較深，漸轉(zhuǎn)而為精誠的合作。在后幾年間，我對于先生之誠懇態(tài)度的認識，也正如在以前對他所持的懷疑態(tài)度，簡直是一樣的程度?！边@樣的評語可謂是英雄惜英雄。

要說陸費逵和王云五根本的不同，恐怕在于對待政治的態(tài)度上。王云五離開商務印書館后，積極投身國民政府，一度擔任財政部長；陸費逵則不愿參與政治，一心要辦好中華書局。他曾有多次機會投身政壇，但都一一謝絕。他認為書業(yè)和國家文化前途關系密切，他說：“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yè)進步。我們書業(yè)雖然是較小的行業(yè)，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yè)都大?！?/p>

不想在政壇上發(fā)展，并不表明他沒有政治思想。相反，他政治思想濃厚，也正因為此，對現(xiàn)實更為不滿。1938年，陸費逵因推辭不掉，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于是提出了一些教育出版方面的提案。在擔任參政員期間，陸費逵應中共董必武的請求，在香港和上海等地調(diào)撥一批圖書，贈送延安正在籌建的中山圖書館，以支持解放區(qū)的文化事業(yè)。他還應周恩來之請，派人運了一批文具到延安。

1941年7月，陸費逵開完參政會后，從重慶回到香港。不料7月9日就因心臟病突發(fā)而撒手人寰，年僅56歲。盛年之時突然離世，讓文化界一片唏噓。

陸費逵辭世后的幾十年里，中華書局命運多舛。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書局從上海搬到北京，合并到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此后，書局重返古籍出版的路子，在《資治通鑒》、《永樂大典》、《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等一系列古籍校點編輯的背后，是毛澤東、周恩來、郭沫若、周揚、吳晗等人的名字，國家最高領導人與文化最高層面的主導者參與其中，也顯示了當時中華書局地位的特殊性。

曾經(jīng)的中華書局，會聚了名家、名著、名編輯，誰要是在中華書局出了一本書，那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如今，中華書局已經(jīng)走過百年風雨。百年的書局，正是百年的中國文化在歷史環(huán)境下的一個投影。中華書局是否還能像從前那樣，散發(fā)著知識的光芒，這是每一個關心它的人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