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橋的水流入羅江，村子距江邊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過渡有小劃子，若船公不在，過河人自己把劃子擺過去就是。若船公在，五分錢一個人，船公把劃子靠到對岸了，穩(wěn)穩(wěn)地插住船頭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錢。點一張票子，就蘸一下口水。

攢下大一點的票子了，他就墊進一頂破舊的呢子帽，穩(wěn)穩(wěn)地戴在頭上。

過河錢無論冬夏都是一樣。其實，夏天的江面要寬得多，水要急得多。若遇到洪水時節(jié)，漫漫黃湯遮天蓋地而下，昏黃了一切倒影，向岸邊排擠一疊又一疊的穢物，還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緩的淺彎，漚積出酸臭。但越是這個時候，岸邊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著從上游漂下來的死雞、死豬、破桌子或者舊木盆，還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撈出來撿回家去，這叫發(fā)大水財。

當然，有時候也可能有一個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從波濤中滾出來，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駭得人們驚叫著逃散。

也有一些膽大的娃崽，找來一根長長的竹篙，戳著白色的肉球，覺得好玩。

江邊的人也打魚，下吊網，或者下線鉤。有一次我還沒有走到江邊，突然看見幾個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著慌慌張張回頭就跑，好像發(fā)生了什么事。再仔細看，她們的來處，男人無論老少，也不管剛才正在挑擔還是在放牛，剎那間全脫光了褲子，一順溜十幾顆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這才想起，剛才悶悶地響了一聲，是炮聲。這就是說，河里放炮了，炸魚了，他們聞聲而脫是去撈魚的。他們舍不得濕了自己的褲子，也不覺得這種不約而同的緊急行動會嚇著什么人。

在馬橋的六年里，我與羅江的關系并不多，只是偶爾步行去縣城時得在那里過渡。說起過渡，五分錢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錢都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團，也有一種當當日本鬼子橫行霸道的沖動，過渡總是想賴賬。有一個叫黑相公的，在這些事情上特別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一個勁丟眼色，要我們都往前走，錢由他一個人來付。他摸左邊的口袋，掏右邊的口袋，裝模作樣拖延夠了，看見我們都走遠，這才露出猙獰面孔，說他沒有錢，就是有錢也不給，老鱉，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他以為他是籃球運動員，擺渡的老倌子是無論如何也趕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覺得快慢是個什么問題，扛上一條長槳，雖然跑得慢，離我們越來越遠，但決不停下步來，追了一里，追了兩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們一個個都東倒西歪了掛涎水了，小小的黑點還是遠遠地咬住我們。誰都相信，只要沒有殺了他，他今天不討回這三角多錢，即便揮舞長槳追到天邊，斷不會回頭的。他一點也沒有我們聰明，根本不打算算賬，不會覺得他丟下船，丟下河邊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們無路可走，只有乖乖地湊了錢，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絕后患。我遠遠看見老人居然給黑相公找還了零錢，嘴里大張大合，大概是罵人，但逆著風一句也沒有送過來。

我再也沒有看見過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們的一支手槍成了重點追查的問題。槍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時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彈，還舍不得丟，偷偷帶到鄉(xiāng)下。后來風聲一緊，怕招來窩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過渡的時候丟到河里，而且相約永遠守口如瓶。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我只是后悔當時太自作聰明，以為丟到河里就干凈了。我們沒料到上面不找到這支槍，根本不可能結案，相反，還懷疑我們把這支槍繼續(xù)窩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沒完沒了的審問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羅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灘。我們操著鈀頭，到丟槍的方位深挖細找，一心想挖出我們的清白。我們在河灘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來越闊大的范圍，差不多在刺骨寒風中墾出了人民公社的萬頃良田，就是沒有聽到鈀頭下叮當的金屬聲。

一支沉沉的槍，是不可能被水沖走的。沉在水底，也不可能什么人把它撿走。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懷疑，這條陌生的江不懷好意，為了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們送到監(jiān)獄里去。

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感覺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認真地把它打量。它披掛著冬天第一場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閃電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來。河灘上有一行淺淺足跡，使幾只白色的水鳥不安地上下驚飛，不時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讓人無法辨別，不時又從我想不到的地方鉆了出來，幾道白線劃過暗綠色的狹窄水面。我的眼睛開始在一道永久的閃電里不由自主地流淚。

沒有什么人過渡。擺渡的不是以前那個老倌子了，換成了一個年輕些的中年人。我們籠著袖子在岸邊蹲了一陣，就回去了。

我猛回頭，岸上還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