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后練了五年，練得有滋有味。

對于如何播音，我只在進臺的時候參加了湖南人民廣播電臺辦的一個短訓班，時間大約56天。短訓班太短，我們需要消化很多概念，比如新聞怎么播，通訊又有什么不同，吐字發(fā)聲的要求是什么等等。這點東西在廣院專門學四年也許長了點，但56天就稍嫌不夠，它畢竟是一門專業(yè)。這個短訓班對我最大的意義，是我的普通話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因為學員大部分來自北京，也有生長在哈爾濱的，但只有我一人生長在長沙。

第一次聽幾個北京學員說話，我嚇了一跳，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北京人。“怎么這么好聽呀！和我說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歷來對自己的普通話自信的我，徹底不敢吭聲了，一任他們在我面前恣肆地說笑。我們大家日夜吃住在一起，哪能不說話呢？在小心了幾天之后，我徹底放下自己的自尊心，硬著頭皮開始同他們說了。說話的初期一定很搞笑，比如北京話的兒音對南方人是絕對的挑戰(zhàn)，我記得我的兒音說得總不是地方，該說的不說，不該說的瞎說，說的時候舌頭不聽使喚，出來的效果就像喜劇臺詞一般。舉個例子：我會把“這部電影兒沒勁”說成“這部電影沒勁兒”，把“渾身沒勁兒”說成“渾身沒勁”。就那樣亂說一氣，卻沒有一個學員笑話我，我真感激他們的善良。那時候正是“蓋了帽兒了！”的說法在屏幕內外大行其道的時候，姜昆他們老在相聲里說“蓋了帽兒了”，而那會兒姜昆的相聲全國正紅。什么都是蓋了帽兒了，我得學會呀！就這么一個說法，還把我憋得夠戧：里面有兒化音??！好不容易把音找會了，說的那個勁兒還不容易找。北京人說出來就是瀟灑，特目空一切，神氣極了。找不到北京人的那種心理依據(jù)，這幾個字兒就楞說不好，怎么聽都是外地人說的。

往往是，北京學員說一句什么，我就在心里默念一句，管他們怎么說，他們罵人我都跟著學，我要學的就是他們說話的調兒，那個在南方人耳朵里聽起來像唱歌一樣的調兒。培訓班上課，只要有普通話發(fā)音的部分，老師就重點讓我練。我們那時的教材很少，課堂訓練極為有限，我的普通話主要還是通過生活語言的訓練來矯正。我對其他學員說，發(fā)現(xiàn)我的語言問題，隨時給我指出來，別怕我難為情。記得有一天，我對張玫玫說“我病了”，對我說的內容沒什么反應，玫玫先揪住我的字音不放：你把“病”字再說一遍。我說了一遍，玫玫說不對；她示范了一次，我跟著說就對了。玫玫說：不知道你怎么說的，就差那么一點兒不對。當時玫玫說我的，其實就是前后鼻音的問題，南方人沒有后鼻音，就像山西人沒有前鼻音一樣。比如“望江亭”，湖南人就會說成“萬尖亭”，僅把前后鼻音改過來就是一項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