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把詩歌當作一項“永恒的事業(yè)”，想用詩歌建立一個盛大的“帝國”。江非把詩歌當作一種“手藝”、一種“文字記錄方法”，要“以詩歌記錄的方式為那兒（平墩湖）的土地和人民做一些更好的文字服務(wù)”。如果說海子生前對“大詩”的雄心是一種史詩情結(jié)，那么江非的這種詩觀（如果算得上的話）大可稱之為“史官情結(jié)”。江非一再表示：當下，“身居廣大鄉(xiāng)村的村民朋友們”，“覺悟也在提高，意識也在變遷”，“也開始認識到自己也是歷史創(chuàng)造的一個重要主體”，從而需要一個“忠實可靠的孩子”、“眼疾手快的好兄弟”，來記錄他們的“歷史活動和內(nèi)心活動”，因此，詩人江非勇敢地承擔了這一“歷史的要求”（《致辭》）。他認為：“詩歌所當然具有的三個屬性從重到輕應(yīng)該是：①史學(xué)性；②社會學(xué)性；③藝術(shù)性。”（《提綱》）可見，江非寫詩如寫史，難道他真的把詩歌的功用直接與“記賬”等同起來了？

中國向來有“立言”的傳統(tǒng)，在史官文化的浸染下，人們不但渴望青史留名，還渴望鋪陳歷史，進而成就所謂“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雖然魯迅說過煌煌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將相的家譜，但是自從一代偉人宣布“歷史是人民寫下的”之后，寫歷史就轉(zhuǎn)而成了寫“人民”，于是，人民作家、人民詩人也應(yīng)運而生。在這里，我無意懷疑江非的使命感和責(zé)任感，也不排除他的言論中含有謙遜的成分，我只是注意到了他的話語傾向，很顯然，江非不希望自己的詩局限在“平墩湖白話紀”的層面上，他試圖擴展那些聲音的涵蓋范圍，所以他要采用一種“民族唱法”，體現(xiàn)出平墩湖與整個國家的合拍，與全體國民的共鳴。正像他在詩中所寫的那樣，那來勢兇猛的火車，是“人民的火車”（《火車就要來了》）；行動遲緩的公交車，也得慢得“像這個時代”（《這些慢吞吞的公交車》）；石頭磨成了石碑，仍要“背負著歷史的塵埃”；哪怕一粒沙子，“也是祖國的一部分”（《公路曲》）……江非似乎總在自覺不自覺地思接千載，視通萬里，不斷開拓平墩湖的時空背景：

走在世界的田埂上

沿著祖國的黃昏走了三千里。

…………

我背著這袋麥子

一只腳走在窮人的燈影里。

…………

沿著鄉(xiāng)村的黃昏走了三千里。

——《箜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