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的阿爾文·勞森做了一項實驗，在篩除UFO迷以后，挑選出8個人，然后先由醫(yī)生催眠，告知他們被外星人綁架，帶到一艘宇宙飛船上，并受到檢查。在沒有進一步的提示下，要求他們描述自己的體驗。結果證明他們極易受到誘導，敘述的內容同那些自稱被綁架的人的敘述幾乎沒什么區(qū)別。的確，勞森對實驗對象做了簡單直接的暗示。但在很多情況下，處理外星人綁架病案的治療學家都會按慣例誘導，有些誘導很詳盡，有些則比較委婉。

正如勞倫斯·懷特所說，精神病學家喬治·加納維曾對一個處在催眠狀態(tài)下很容易受到誘導的病人提示說，某一天中有五個小時從她的記憶中消失。當他說到她的頭上有一盞明亮的燈時，她立刻告訴他見到了UFO和外星人。當他強調她被外星人做過試驗，于是一個詳細的綁架故事便產生了。但當她從恍惚中清醒過來，看到那段錄像時，她承認，她像是經歷了一種完全失去知覺的夢中的感覺。然而，在第二年時，她仍經?；叵肽莻€夢中的情景。

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洛夫特斯發(fā)現(xiàn)，未被施用催眠術的人也很容易接受別人的觀點，認為他們看到了他們并沒看到的東西。在一個典型實驗中，她讓接受實驗者看了一部關于車禍的電影。在詢問他們看到了什么時，他們會草率地做出錯誤的回答。比如說，盡管在影片中并沒有紅燈出現(xiàn)，但實驗人員仍不經意地提到紅燈。于是，許多接受實驗的人都聽話地回憶說看見了紅燈。當謊話被拆穿時，有些人憤怒地提出抗議，強調說他們非常清晰地記得看到過紅燈。看電影的時間和給他們的錯誤信息的時間越長，記憶改變的人也就越多。洛夫特斯認為：“記憶中的事件越接近一個被經常修改的故事，距離完整的原始信息也就越遠?！?/p>

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像孩子一樣在商場走失的虛假的記憶——具有更大的情感上的沖擊力。一旦提起有關的主要內容，病人經常振振有詞地大講這個事件的有關細節(jié)。很少一點提示和問題，特別是在治療的環(huán)境中，都很容易地誘導出清晰的但完全是錯誤的回憶。記憶能夠受到其他信息的影響。錯誤的記憶甚至會在對其毫不懷疑和不加任何批判的情況下被植入人的頭腦之中。

康奈爾大學的斯迪芬·切希、洛夫特斯和他們的同事發(fā)現(xiàn)，學前的孩子對于別人的暗示特別敏感，對此他們并不驚訝。當孩子第一次被問到他的手是否曾被捕鼠器夾住過，他正確地否認了，但后來他又清晰地回憶起了那次事件的細節(jié)——自己編造的。當孩子被用更直接的方式告知“你小時發(fā)生的事”后，過一段時間，他們會很容易接受這些輸入的記憶。觀看孩子錄像帶的專家無法更好地分辨出他們所說的哪些是錯誤的記憶，哪些是正確的記憶。有什么理由認為成年人可以完全防止孩子所犯的錯誤呢？

二戰(zhàn)時期在好萊塢度過的羅納德·里根總統(tǒng)，生動地描述了自己在解放納粹集中營中的受害者時所起的作用。生活在電影世界的他顯然將他看到的電影與他從沒有做過的事實混為一談。在他競選總統(tǒng)的過程中，他多次講述二戰(zhàn)時期一個英勇犧牲者的壯烈故事，鼓舞我們大家。但那個故事從未發(fā)生過。那是電影《飛行之翼與祈禱者》（A Wing and a Prayer）中的一個情節(jié)。當我九歲時看這部影片時，它也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許多同樣的例子在里根的公開報告中也時常出現(xiàn)。不難想象當政治、軍事、科學或宗教的領袖不能區(qū)分事實和虛幻時會導致什么樣嚴重的公眾危機。

在準備法庭證詞時，證人們都受到他們的律師的指導。他們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復述那個事件，直到律師說“行了”為止。于是，在證人席位上，他們記住的是在律師的辦公室里反復講述的故事。細微的差異被隱去了，甚至在主要的內容上也與發(fā)生的事件真相不相一致。證人們也許很容易就忘掉了他們的記憶被進行了人為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