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走的時辰是2004年的5月6日，星期四，10點26分，正趕上“五一”長假的倒數(shù)第二天。陰歷三月十八，都是雙日子。

就在前一天，我和幾個姐姐還在商量，要不要接母親回家調(diào)養(yǎng)。對于一般家庭來說，父母病危，子女們輪流值守，固然不失為是最公正、最勞逸結(jié)合的辦法，但母親已昏迷七天，病狀既沒有惡化，更沒有好轉(zhuǎn)，這樣下去，什么時候是個頭呢？眼看長假一過就要上班，誰能老請假晝夜陪護在母親身邊？即便能請假，巨大的住院開銷也是當務之急的頭等麻煩，如何負擔？

據(jù)醫(yī)生講，母親一旦離開現(xiàn)在的消炎藥物和氧氣，很快就完了——這些日子，母親一直是24小時輸液和吸氧的——在別人看來，我們已經(jīng)算“放棄治療”的不孝之人了。既然母親自己那么堅持地活著，我們又怎么忍心不給她頑強的生命以最低限度的保障？堅持吸氧和使用較好的消炎藥，是我們尚能承受的最后底線了，無論如何不能再降低了。

既然母親注定要走，那就讓她少受些痛苦——我們只能做這么多。

還能做什么呢——很多時候，兒女的孝心其實是和經(jīng)濟實力聯(lián)系在一起的——“百順孝當先，論心不論跡，論跡貧家無孝子”，自古有論。

回家——還是繼續(xù)住院治療？到底也沒商量出個結(jié)果。當天，三姐倔犟地堅持由她一個人值夜班——此前，為防止隨時可能出現(xiàn)的緊急情況，夜里至少都留兩個人。她的理由其實是直沖要害：“往后上班了，總不能都晚上耗在這吧！”要大家提早做好打“持久戰(zhàn)”的準備。萬萬沒想到，偏巧那天晚上就出事了。

我記得當晚三姐一人在醫(yī)院陪床的時候，我正轉(zhuǎn)遍北京城的大小藥店，詢問有沒有家用的簡易制氧設備賣。有一種叫“氧立得”的制氧儀，用著方便，但一次藥只能維持四五十分鐘；用氧氣袋，維持的時間更短。這對于需要24小時不停給氧的母親來說，顯然都不適用。一籌莫展之際，母親斷然以生命的戛然而止打消了我們的重重顧慮，把還在猶疑、矛盾中左右為難的兒女們，狠心晾在了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