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抄是傳抄中的特殊形式，抄者以薄紙蒙在底本上，按照原樣描摹影寫，倘得佳手，可以逼真。影抄本的價值，也就在于能最接近地反映原本的面貌。明、清兩代酷愛宋本、元本的人，多有影抄的興致，或自抄，或雇人抄，其中且不乏名家。據(jù)說明末毛晉的“影宋抄”，竟達到“與刊本無異”的境界。近現(xiàn)代以來，雖然影印技術廣為應用，但清末民初的不少藏書家，仍然熱衷于影抄、影刻宋、元善本。此外，影刻須以影抄本作為稿本上版付刻，有些上版稿本完成后，因種種原因并未付刻，便會流傳于世。影抄因此成為一種特殊的技藝，而職業(yè)抄手平時也會影抄珍本、善本以求售。只因近百年來戰(zhàn)禍劫難頻仍，流傳至今的影宋、元本以至影明抄本，數(shù)量都已微乎其微，所以近年拍賣會上偶有此種影抄本露面，都為藏家所爭逐。

影抄并不神秘，小學生初學寫毛筆字時的描紅，就類乎影抄。對于掌握了用筆技巧、有一定書法功底的人，影抄考驗的主要是意志與毅力。影抄求形似雖不難，但成千上萬的文字，要能抄得神似，也決非易事。在明清以降的傳抄本中，如發(fā)現(xiàn)所用紙張較薄，版式、行款與宋、元刻本相同，字體多似歐、顏、柳、趙等體的，應考慮影抄本的可能。當然最后確定，仍須與相關底本對照驗證。前文說過，影抄本與上版稿本在形式上完全相同，不過上版稿本存世極少，而且所用紙張應與刻本的時代相同，而影抄本則多產(chǎn)生于數(shù)百年后，所以紙墨成為鑒別的重要依據(jù)。

筆者無緣于影抄佳本，但所得幾種影抄本，恰好可以說明影抄的兩種基本方法。其一是影抄中村春堂書三體《千字文》（圖十七），線裝一冊，抄者依樣畫葫蘆，居然寫得有模有樣，要細審才能看出其筆觸的滯澀與結(jié)體的生硬。此本的版權(quán)頁和所附的《千字文訓點》，不用影抄法，就可以看出抄者的書法并不佳。其所用是淺黃色機制蠟光紙，薄而柔軟，沒有簾紋，透明度甚好，且多半紙張四周印上了黑色的粗線框，似乎是專門給人用來影抄的，頁高一四六毫米，寬二七零毫米。這種蠟光紙流行于清末民初，此抄本也可斷為民國年間之遺。

中村春堂是日本大正、昭和時期的書法名家，編著出版過多種書帖，在臺灣書法界有相當影響。此冊以真、行、草三體書寫《千字文》，半頁六字，共八十四頁，東京辰文館大正五年二月初版，大正七年十二月已印到廿版，可見銷售之暢?！肚ё治摹匪坪跖c歷代書家有不解之緣，周興嗣當初就是以王羲之所書單字編成，又由王羲之裔孫智永臨寫八百本贈送各寺而廣為人知；中國的懷素、歐陽詢、褚遂良、張旭、米芾、趙佶、文徵明，日本江戶時期的卷菱湖、市河米庵，明治時期的日下部鳴鶴、小野鵝堂等書法名家，都寫下過不同書體、不同風格的《千字文》。

另一種影抄本，所抄是《石鼓文》（圖十八）片斷和鄧石如篆書《嵩岳長壽宮記》、《宋武帝與臧燾書》等，訂為一冊，高二五七毫米，寬一八七毫米；裝訂時折頁內(nèi)另襯白紙。其中《石鼓文》半頁四字，計八頁；《嵩岳長壽宮記》、《宋武帝與臧燾書》亦半頁四字，計二十一頁。鄧石如是書法史上集大成的人物，其篆書尤為世所重，后二種是其晚年所寫，更為成熟。

此本是用機制薄紙蒙在底本上，以雙鉤法勾勒出原字輪廓，而不失原作之神韻。這就比影摹的難度大得多了。看其運筆，有一劃長達數(shù)百毫米，回環(huán)周折，流轉(zhuǎn)自如；尤其是《石鼓文》，線條細如游絲，而不枯不顫，由墨色變化，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一筆的走向。抄者雖沒有留下姓名，但書法水平?jīng)Q非泛泛；從其以鉛筆在篆字旁所寫的釋文（圖十九），也可以看出他的字寫得相當好。不過此本的時代較近，大約抄成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過來之人都知道，在那個年代，書法是中國人唯一可以保留的業(yè)余愛好，也是有可能不傷天害理即顯姓揚名的途徑之一，而出版的匱乏使得佳帖難尋，有機會見到前代名帖，影抄一份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