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和書信，在版本學中往往歸屬于稿本一類。但它們又是一種特殊的稿本，尤其是日記，除了極少數(shù)人以外，寫作者并不打算公之于眾，只作為個人的一種人生歷程記錄；書信一般也只面對收信者，抑或包括其周圍的微量人群。這一特性，使得寫作者無須隱諱，無所顧忌，日記與書信往往更能顯露寫作者的真實情感，所記錄的歷史細節(jié)也更為接近真相；同時，日記與書信的行文都較率意，書寫也較放松。這就與準備公之于眾的文稿有所區(qū)別，所以筆者將其提出單獨敘述。

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日記與書信都具有較高的真實可靠性，可以作為研究相關史事的重要參考材料，也可以作為鑒定寫作者其他文本的參照物。直到近現(xiàn)代，也極少有人在生前結集出版自己的日記或書信，而寫作者逝世后經(jīng)他人整理出版的日記與書信，又往往有刪節(jié)、改動甚至增添。所以，日記與書信原件的文獻價值，就更為人所重。就筆者的閱讀經(jīng)驗而言，未經(jīng)刪改的日記與書信，遠比回憶錄與自傳靠得住，更不用說他人所撰寫的傳記了。

必須說明的是，當代一些人專門寫作供發(fā)表出版的偽日記與偽書信，不在此例。

近現(xiàn)代以來，名人大家的日記，已經(jīng)成為社會密切關注的目標。一旦寫作者辭世，馬上會有專人收集整理，進行研究，也會擇機公諸于世。所以除非有特別的機緣，搜集到名家日記的可能是很小的。不過，筆者以為，只要是重大史事的經(jīng)歷者，無論是否名人，其日記都有一定的價值。名家有名家的視點，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視點，正好可以互補。作為歷史見證人，他們都應有自己的地位。

筆者所得日記中，時代最早的是揚州某新式學堂（可能是法政學堂）學生《辛亥日記》（圖三十三），以蠅頭小楷寫在學生專用的三十二開本道林紙日記冊上，頁面豎分三欄，中欄六行，供書寫日記；右欄上部大字標陰歷月、日、干支、星期，小字標陽歷月、日，有“氣候”一項待填寫，中部錄中外名人格言一段，下部為“親朋問候”或“預記事件”；左欄在假期間為“自修課程”與“游覽地方”，開學后為“受課細目”與“自修課程”；天頭上還錄有古詩一行。此類日記冊還見過幾次，肯定并非學校所印制，不知是不是商務印書館所發(fā)行。由日記內容得知，作者是淮安世家子弟，居城郊，與城內周家有親，與官場過從甚密，其父在清江浦任職。其在揚州上學，課程以新學為主，仍有“讀經(jīng)”、“講經(jīng)”等課；課余常至競存書局、廣益書局、有正書局等處購書籍報刊，所購讀的報刊有《國風報》、《時報》、《婦女時報》、《小說時報》、《神州報》、《東方》、《小說月報》、《時事報》等。

最有意義的，是其中對辛亥革命的反映。揚州最早得訊是十月十三日：“武昌聞已失守矣，瑞督走漢口，張彪被戕，標、協(xié)以下多死傷者。此《時報》之電也。”次日記：“閱《時事報》，悉張彪已逃日租界。革軍領袖即混成協(xié)協(xié)統(tǒng)黎元洪也，故新軍叛者六十一營；而漢陽亦于次日失守，蓋兵工廠、鐵廠皆黎舊部，故不戰(zhàn)自定，廠失而漢陽隨之也。又聞漢口車站已為革軍所得，漢口市面非?？只牛n票以銀元局失而信用亦失。彼黨亦造軍用鈔票云。”十五日有同學班汴生來訪，“告余曰：川鄂沿江竟（盡）革命軍人插足地也。吾儕欲發(fā)電，電局辭以涉及軍事，概不能發(fā)。”有人說南河下某館新報已到，兩人遂前往，仍未買到。“探鐵路、輪舟是否通行，據(jù)曰仍通”，后來在競存書局買到了新到的《時事報》，有人說，因為“運司以鄂亂，禁人送報，故有正之《時報》未至”。兩淮鹽運司到此日才反應過來，企圖以禁報來封鎖消息，但已來不及了。由此可見新聞傳媒的作用，當時報紙的威力，是可比擬為今天的網(wǎng)絡的。所以那幾日報紙異常暢銷，常買不到。十九日日記中，首次流露出對革命的態(tài)度：“蓋彼國民軍之程度，實皆優(yōu)美，故所作為皆有條不紊，而對民、對外又悉平和，此尤識者所共認，而外國所注意者矣”，“又善用懷柔之道，人心益安。此則政府之殷憂而國民之深望也。”但平民百姓對于戰(zhàn)亂畢竟是怕的，所以“聽說九江炮臺失守，堂中同學紛紛返里”，作者也于次日回淮安。此后記淮安土匪冒革命軍名屢行擄掠，商民自發(fā)組織民團，十一月十三日“江北宣布獨立”，但在十七日，卻殺害了周實和阮氏兩位革命者，作者在十九日記下了有關此事的傳聞：“聞城內殺阮十及周姓二人，皆狂妄之徒。又人云阮有神經(jīng)病。”直到第二年的一月十四日，他才返回揚州，參加學校的考試。

南京文化工作者文周的一冊日記，從一九五三年赴朝鮮參戰(zhàn)，斷斷續(xù)續(xù)記到一九六六年初，留下了各次運動中的心路痕跡。扉頁上還貼著他身穿軍裝的半身照（圖三十四）。楊丹在一九五四年的日記本上，就記下了對多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采訪實錄，并繪出了當時地下黨活動地區(qū)的示意圖。女教師閔乃杰的日記中，記錄了學校里從反胡風到反右派的詳細經(jīng)過，既有自己的反復檢查，也有別人的坦白交待。類似日記中提供的生動而豐富的歷史場景與細節(jié)，在通常的史書中是不會看到的。

書信往往不會像日記那樣仔細保藏，所以流散的可能性大，收集起來也容易一些。難得的是能收集到規(guī)模較大、較成系統(tǒng)的成批信件，尤其是尚有著名人物在內。筆者所得只有三種，一是同治、光緒年間致蘇州畫家沙馥與收藏家李嘉福等人的信札三百多幀，其中不但可以看到姑蘇與上海畫壇的諸多掌故，也可以看到晚清社會生活的各種世相；不但有吳云、吳大澂、張熊、張之萬、顧若波、蔣鳳藻等數(shù)十位名家手跡（圖三十五），而且所用花箋圖案多達一百多種，也是版畫史研究的可貴材料。筆者曾以“晚清姑蘇畫壇掌故”為題，寫了十余篇介紹文章，在《蘇州雜志》上連載。一是一九八零年代初南京大學某人擬翻譯出版《美國詩集》，與趙蘿蕤、鄒荻帆（圖三十六）、綠原、屠岸、方平、杜運燮、戴榴齡、李文俊、袁可嘉等二十余位翻譯家的通信，而那詩集最后卻沒能編成，謀事者竟將往來信件當廢紙?zhí)幚砹恕Ｒ皇且痪虐肆隳甏?，編輯出版天文學家傳記時留下的陳遵媯、席澤宗、方勵之、吳銘蟾、全和鈞、江曉原等十余位學者的往來信件與部分手稿，從中也可以看到當年組織與運作的具體經(jīng)過。這樣成系統(tǒng)的信件，在文獻意義與收藏價值上，都是要超過零散的名人信札的。近來偽造單件名人手札的情況已不鮮見，但同時偽造出有根有據(jù)的多人往來書信，就困難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