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合宜性”的認識，“公正的旁觀者”意識的養(yǎng)成，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情感的陶冶，這些都離不開環(huán)境和風氣的影響。正如《顏氏家訓》中所說：“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家，久而自芳；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彼姑芴嶙h，我們應該與自己所尊敬的人共處，時間一久，所見盡是正義、謙虛、人道和秩序，對所有與這些美德相矛盾的品性就至為憤慨。（比較《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保┓粗偈褂腥藦男≡趶姳?、放蕩、虛偽和不義的環(huán)境中長大，對這些惡行就會習以為常，相信它們無非是世之常情，沉溺其中亦無妨，這樣就無法成為正直的人，必然為“公正的旁觀者”所藐視。

《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早17年出版。如果前者是“修身手冊”，后者則是“資治通鑒”。兩者與其說矛盾對立還不如說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及“自愛”、“自利”和“看不見的手”時，他同時代的讀者知道，斯密是作為《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在談這些問題，這“前知識”、“前理解”對把握這些概念的復雜含義是十分有益的。當然，斯密并沒有建構起一個滴水不漏、天衣無縫的理論體系，他的著作中出現(xiàn)不盡連貫之處也不足為怪。在道德制裁和宗教信仰都趨于式微的年代，“公正的旁觀者”幾乎令人厭煩，斯密的議論也像是陳舊的說教。相比之下，放肆的野心、赤裸裸的私欲和怪異的罪惡或許更有魅力。在闡發(fā)斯密所謂“經(jīng)濟人”理論時故意忽略斯密的社會語境并把“公正的旁觀者”逐出公眾視野，這對斯密本人恐怕也是有失恭敬吧。如果“經(jīng)濟人”的行為模式揭示了人類本質(zhì)的全部真理，我們的社會還有什么怡人之處呢？要破除“經(jīng)濟人”的神話其實不難，只要讀一讀亞當·斯密即可。遺憾的是當代美國、中國經(jīng)濟學界的斯密崇拜者們對他的倫理學幾乎一無所知。

兒童發(fā)展心理學奠基人讓·皮亞杰做過一個實驗。他在一個山地的地形模型上放置一個木制玩具娃娃，請不同年齡的兒童假設自己身處玩具娃娃的位置來描述眼中所見。經(jīng)比較后皮亞杰發(fā)現(xiàn)，某一年齡段以下的兒童認識空間和地形的關系的能力較弱，他們只能從自己的角度描述山中景物。皮亞杰由此推斷，兒童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意識的培養(yǎng)其實就是一個“去自我中心”的過程，到了一定的年齡，他們會意識到一己視角的局限性，于是走出小我，不再因自己在某種小事上不能遂愿而哭哭啼啼或大吵大鬧。這是道德和認知發(fā)展上至關重要的一步。成人有別于兒童的地方就是成人能從不同角度，尤其是非個人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們在道德上較為成熟，而對世界——一只放大無數(shù)倍的沙盤——的認識也較為全面。如果亞當·斯密的“公正的旁觀者”是成人，虛構的“經(jīng)濟人”永遠是幼小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