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年（1876），亦即《國富論》出版一百周年的時候，首任出使英國的欽差大臣郭嵩燾離華赴任。從郭嵩燾開始的一任任出使歐美的中國大臣見到海外文教之盛都驚訝不已。朱熹說，立身之本必須“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然而或因經(jīng)濟的原因，或因認識不足，中國社會各界捐資辦學未能形成蔚然之風。郭嵩燾等念及自己的祖國學校廢弛，家自為教，而政府居然無所作為，不禁憮然。光緒三年，郭嵩燾在倫敦參觀“客來斯阿士布洛學?！保ㄖ竸?chuàng)立于1533年的Christ\'s Hospital，即著名的基督慈幼學堂，散文家蘭姆、詩人柯爾律治都曾在該校就讀）。他在日記中記述，那里共有小學生七百人，“大率世家貧無資、孤苦，則學館收而教之。日三餐，衣履皆學館給之。”晚餐時，全校師生聚集一堂，餐前餐后都有教士宣講，樂隊唱詩班“鼓琴作歌”。見此情景，這位中國使臣不由想起自己國家傳說中的圣人之教：“三代禮樂，無加于此矣。”清政府派駐英國的第五位使臣薛福成尤其留意國外的基礎教育制度。他在《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1893）里盛贊“西洋各國教民之法”：“凡男女八歲以上不入學堂者，罪其父母。……即殘廢聾瞽啞之人，亦無不有學。其貧窮無力及幼孤無父母者，皆有義塾以收教之。”他曾在英格蘭南部路過一“貧孩院”，“叩戶入觀”，大為感動：“至矣盡矣，毫發(fā)無遺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經(jīng)，乃于海外遇之也?！彼苍S把英國慈善學校里的一切想象得太美好了，但他批評當時洋務運動中重“硬件”、輕“軟件”的傾向，今日看來是切中時弊的?！拔鲊宰赂粡娬?，”他在《出使日記續(xù)刻》（出版于1894，即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一年）里寫道，“全在養(yǎng)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制造、利軍火、廣船械，抑末矣。”

甲午戰(zhàn)爭前夕的中國，已有一些新式學堂，但是中央政府財力不濟，要實行義務教育談何容易，更何況執(zhí)政能力低下，“罪其父母”全無可能?！缎脸髼l約》簽訂后，清政府更痛切地認識到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是人民素質(zhì)的競爭，是教育制度的競爭。新的學制章程（即所謂的“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很快就問世了，但是清政府如此軟弱，學制規(guī)定只是紙上談學，因為無法有效執(zhí)行，還損害了政府的權威。

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因要求立憲的呼聲日高，清政府發(fā)諭宣示預備立憲，但“規(guī)制未備，民智未開”，為“豫儲立憲國民之資格”，立憲期限還需妥議，“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清政府想走一條穩(wěn)妥漸進之路（“尊崇秩序，保守平和”），告誡人民“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清廷的抨擊者也有理由懷疑它的改革決心?，F(xiàn)在我們已不難理解，穩(wěn)健、漸進的政策是改革成功的保障。突然啟動、突然剎車的改革容易對國家機器和人民造成不必要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