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具體地了解勞倫斯所說的“地之靈”和“自由”，不妨關注一下小說《虹》里有關湯姆·布蘭文一家的生活如何與英格蘭中部的土地與四季息息相關。湯姆在二月的長夜等候母羊產羔時有一種接近宗教的神秘經驗：“他知道他不屬于自己?！边@隱約揭示了“自由”與“服從”的內涵。當然，勞倫斯對17世紀初移民“朝圣者”（“Pilgrim Fathers”）的責難不一定公平，而且奔向美國西部的拓荒者中也有真正懂得自由的人。在薇拉·凱瑟的小說里，西部移民在征服惡劣自然環(huán)境的同時也為當?shù)氐摹暗刂`”所征服，他們慢慢形成了“有信仰的共同體”?！段业陌矕|尼婭》中的女主角對內布拉斯加的農場抱有托·斯·艾略特所說的“系于一地的忠誠”（local loyalty），她說：“我喜歡住在每一堆谷物、每一棵樹我都熟悉，每一寸土地都是親切友好的地方。我要生活在這里。”在她的感染下，小說敘述者也感到家鄉(xiāng)的“地之靈”——“那種黃昏時分來自田野的莊嚴的魔力”，他還特意借一位拉丁學者之口強調，維吉爾《農事詩》中的“Patria”（祖國、故鄉(xiāng)）只是指詩人誕生的鄉(xiāng)村，小河邊長滿老山毛櫸樹的田地。勞倫斯理想中的自由是樹一般的自由，他曾說：“謝謝上帝，我是自由的，我像一棵樹一樣自由?！边@并不影響他遠游，甚至用艾略特的話來說，“追尋異神”。在他的同輩作家和知識分子中，有人卻把隨風而飛的蓬草認定為自由的象征。那是一個流行移居國外的年代，漂泊不定才是自由的真諦。喬伊斯的小說《一位藝術家年輕時的畫像》中的戴達勒斯就是這類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夸張地表態(tài)，“他不會服侍他不再相信的東西，不管那是他的家、他的祖國或他的教會?！蹦蔷褪钦f，個人不必有任何歸屬，個人的獨立性至高無上。

僅有自由遷徙還不夠，文字也應從歷史和慣用法的桎梏中解放出來。1927年，巴黎出現(xiàn)了一份由移民作家主辦的雜志Transition：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for Creative Experiment。正是在這份雜志上，喬伊斯發(fā)起了“詞語革命”。假如人的意識歸根結底為語言所決定，那么“詞語革命”就是最深層次的意識革命。書齋里的喬伊斯剔除了語言的社會性，指揮起詞根詞綴的遷徙與雜交來。應該說，雜志題目“transition”（過渡、轉變、變革）一詞既恰當?shù)胤从沉擞嘘P作家的生存狀態(tài)，又集中地表現(xiàn)了這些作家想賦予詞語廣泛變異能力的愿望。

到了20世紀末，由愛德華·薩義德等五位有亞洲、非洲和歐洲背景的知識分子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所做的系列演講結集出版，演講的主題是流亡、越界和文化身份等熱門話題，書名為Letters of Transit，取得十分巧妙。英文“transit”一詞與Transition雜志遙相呼應，不過兩者之間存在著有趣的差別。喬伊斯和他的追隨者要呈現(xiàn)語言文字的多形態(tài)現(xiàn)象，薩義德和他的同仁則更希望強調個人無限的變異潛能（英語里有一現(xiàn)成的詞匯：polymorphism）。中轉和過境使讀者聯(lián)想到旅行，假如從北京經東京去舊金山，那么東京就是“transit”。然而這部新書卻暗示，人人都是天涯過客，一生都在遷徙與雜交的過程之中，沒有目的地和延續(xù)性可言。勞倫斯的“地之靈”和伯克所說的“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感情”在永久的過境人看來是本質主義者典型的謬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