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馬哥要離開布魯塞爾了，他特意讓手下人安排了媒體茶敘，我也在被邀請之列。“茶敘”應該是臺灣地區(qū)的“特產(chǎn)”，我一開始還有些不太適應。馬英九的手下專門在喜來登飯店二層臨時包了一個會客室，布置典雅而溫馨，中間由乳白色沙發(fā)圍成一圈，細心的工作人員為每位記者端上了咖啡或茶水，一下子拉近了“小馬哥”與記者們的距離，使得“茶敘”一開始就非常具有“拉家常”的親民氣氛。

馬英九坐在正中的一個沙發(fā)上，兩邊和對面都是記者，電視攝像機架在沙發(fā)的外圍，以避免干擾聊天的進行。茶敘中，歐洲媒體包攬了所有的提問，提出的一些政治問題很尖銳，比如“這次為何歐盟和比利時方面的高官沒有會晤？”“臺灣與大陸相比，在與歐洲的經(jīng)貿(mào)合作方面有些什么優(yōu)勢？”等等。馬英九不慌不忙，用英文一一應答。他回答得頗為坦誠、專業(yè)，并信口引用種種數(shù)據(jù)和事例，一副風度翩翩的學者風范，令媒體同行們覺得很過癮。馬英九強調(diào)，此行主要是推動經(jīng)濟合作，但對歐盟和比利時聯(lián)邦官員未能安排會晤表示有些遺憾。

讓我至今有些后悔的是，面對這一原本不是機會的機會，我竟然并沒有開口提問。反思一下，主要是當時我太過保守，認為一旦開口，隨行馬英九的十多家媒體會立刻把鏡頭對過來，若言辭稍有不慎就會被誤讀，以致招來不必要的麻煩。事后想來，此是多慮。為此，我經(jīng)常反省，也導致后來我再遇到一些所謂“敏感人物”“敏感事件”時，便不顧一切地沖上去，先提問、采訪起來再說。

不過，此次對馬英九的英文水平、口才、風度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在國內(nèi)外采訪多年，見過不少母語是漢語的被采訪者，有些人也宣稱能說外語，甚至幾門外語，但真正能夠真刀真槍地與人用外文辯論、回答刁鉆問題的還沒有，大多是念念寫好的發(fā)言稿，往往還發(fā)音奇怪。只有“小馬哥”，其流利、地道的發(fā)音絕對超過大多數(shù)外交部高翻。 

高翻們不要生氣啊，呵呵，這的確是實話。我是英語語言文學碩士，也做過不少口譯，“既看過豬走路，也吃過豬肉”，這點判斷能力還是有的。我雖然自認為英語水平不錯，可與“小馬哥”相比，差距太大，慚愧慚愧！不過，想來也服氣，人家是哈佛高才生，還曾給蔣經(jīng)國當過英文秘書，甚至出過專門的書：《勇者的證言——追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說》。

正規(guī)的茶敘結(jié)束了，我找準機會和“小馬哥”單獨聊了聊。讓我意外的是，“小馬哥”對我所服務的媒體很熟悉，還簡單問了我們在歐洲的情況，并希望我“有機會到臺灣采訪。”原來，馬英九曾經(jīng)主管對大陸事務，因此對大陸及大陸媒體相當熟悉。

很不好意思的是，為了記住這個難得的“零距離”時刻，我主動提出與“小馬哥”合影留念。要知道，嚴肅的職業(yè)媒體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矩——不“追星”，即不主動要求和被采訪對象合影。這次，只好破例了。

為了表示善意和尊重，我和金泉商量給“小馬哥”“送禮”，禮品是我們拍攝的他布魯塞爾之行的一些照片。由于馬英九一行當天就走，做畫冊肯定來不及了，我們只得將編輯好的圖片刻成光盤送到“臺北代表處”。我給劉某某打電話，劉很意外。

“臺北代表處”很不好找，劉很耐心地告訴我們怎么走。當我們走進“臺北代表處”后，發(fā)現(xiàn)里面的“中國味”特別濃，屏風、紅木家具、青瓷……一下子把人帶到了東方。

后來，有一次我赴意大利出差，到一個華人餐館吃飯，老板是來自臺灣的一名中年女士，而且是“小馬哥”的一名鐵桿粉絲。當時恰逢臺灣地區(qū)的選舉期，這位女士正在和員工們分析馬英九所在的“藍營”與民進黨“綠營”之爭。閑談中，我無意間提及曾經(jīng)見過“馬主席”一面，聊過天，握過手。沒想到這位女士立即態(tài)度大變，興奮地對我說：“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幸運？我們這里藍營的姐妹們從未有過這么奢侈的機會！”這位女士隨即問我和“小馬哥”握的是哪只手，并執(zhí)意和我緊緊地握一番。后來，這位女士還說要給我免單，被我不好意思地婉拒了。不過，從這位女士的舉動中，我算是領(lǐng)教“小馬哥”在這些女粉絲中的魅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