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洋人的種種要求，甚至對上司的要求，李鴻章只要不愿意接受的，便常?！按蚱ψ忧弧?，敷衍過去。恭親王一本正經(jīng)地寫信向他征詢意見，李鴻章也一本正經(jīng)地表示認真斟酌，轉(zhuǎn)身卻嗤之以鼻，認為洋人的要求，不過是為了“多用教練多發(fā)財耳”。他拒絕了法國人的要求，絕其非分之想。因為他明知總理衙門也不想讓外人侵取中國軍權(quán)，只因應(yīng)付不了，才推給地方，由地方唱黑臉。

李鴻章給曾國藩寫信說：“彼（洋人）不與薛公說話，專與鴻章饒舌。鄙意百事皆可遵依，惟教練不能多添，銀錢不能多索，聽其纏擾，亦不決裂。” 李鴻章的辦法是：由你奸猾似鬼，任你舌燦如花，我就緊守兩條——人不能多進，錢不能多給。“聽其纏擾，亦不決裂”八個字，把一個痞子的形象，活脫脫勾勒出來。

不過，也有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李鴻章深知曾國藩對洋人有戒心，故意這么說，好使他放心。這就是對上司打痞子腔了。

曾國藩始終反對把軍隊交給洋人訓練，他在許多信函中，喋喋不休地告誡李鴻章：“派兵交洋人訓練，斷不可多，愈少愈好。與洋人交際，孔子忠敬以行蠻貊，勾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不可少。形跡總以疏淡為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則彼必愈求親昵，此一定之情態(tài)也。” 所謂“疏淡”，就是以柔克剛，與他傳授給李鴻章的“挺經(jīng)”，精義恒相條貫。李鴻章活學活用，不僅用來對付洋人，也用來對付自己的老師。在“挺經(jīng)”左邊一點是繞指柔，右邊一點是痞子氣，中間只隔一線。事實上，同治元年（1862）、二年（1863）、三年（1864），李鴻章一面說教練不能多添，一面不停引入外國教練。

同治元年（1862），淮軍中已有多名外國教練。來自法軍的軍官畢乃爾（Penell）、來自常勝軍的呂嘉（Rhod）和退伍軍人李錫增（M.J.Wooley）在銘字營中任教。由于雙方語言不通，文化相異，訓練方法也迥然不同，經(jīng)常發(fā)生矛盾，甚至有淮軍士兵因為受不了而逃亡。李鴻章承認：“即如外國人教練洋槍隊，口號難解，領(lǐng)會稍遲，鞭撻立加，情誼不屬，于是愿者逃亡，黠者爭論。”

但他并沒有因此動搖，反而更加堅定地在更多營中推廣洋教練。同治二年（1863）是淮軍引入外國教練最多的一年，從常勝軍中引進了英國軍官白禮（Bailey）、金思立（Kiegsley）、美敘羅殿（M.Lowden）、馬格里（H.Macartney）、司瑞里（W.Winstanley）、道能（Danyells）等人，還有多名未留下姓名的外國教練，分別在開字營、盛字營、松字營、會字營、春字營等處負責訓練官兵，但李鴻章決不讓他們掌握指揮權(quán)。

李鴻章對外國武器所表現(xiàn)出來的熱情，高漲得讓曾國藩受不了。李鴻章自從接觸到洋人武器之后，就像小孩子迷上玩具一樣，愛不釋手，逢人就說，他對大炮（炸炮）尤感興趣。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時常大篇幅地詳細介紹西方武器，而不顧民族自尊心極強、極要面子的曾國藩有何感受。其中一封信寫道：

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每攻城劫營，各項軍火皆中土所無，即其浮橋、云梯、炮臺，別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見。獨未能扎營住帳房，又臨敵審慎，膽氣多歉，此則不及中國好兵耳……蓋常勝軍粗立戰(zhàn)功，僅賴幾件炮火，何伯、華爾等摒湊而成其勇，并非精強也。常熟投誠之賊，陸續(xù)來滬求救，但求撥洋兵數(shù)百，炸炮數(shù)尊，賊必解圍而去，是賊亦徒震于炸炮之名也。鴻章亦豈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戰(zhàn)之。程學啟、郭松林等，皆堅僻自是，不肯求教；劉銘傳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炮、大炮不得。若駐上海，久而不能取資洋人長技，咎悔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