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另一項重要措施，是奏準蘇南因地而異暫行“豁免錢漕”。減賦之議，最初由馮桂芬提出，李鴻章請郭嵩燾與馮桂芬研究辦法。曾被李鴻章參劾過的蘇州知府吳云，寫了一本書論述重賦之害和減賦之利，送了一冊給郭嵩燾。郭、馮二人討論減賦方案時，便拿出這本書作為參考，恰好被李鴻章看到，他取回細讀一遍，拍案稱贊，連說：“聰明，聰明！是極，是極??

李鴻章寫信請曾國藩主奏。曾國藩慨然應允，遂由馮桂芬起草，曾、李二人聯(lián)銜會奏，請旨核減蘇松太糧賦浮額。奏章送出后，曾國藩寫信給李鴻章說：“蘇松浮糧減額一折，業(yè)經(jīng)上陳，甚好！甚好！此事不趁今日圖之，則永無可望矣??同治二年（1863）六月，奉旨準行，豁免太倉州、鎮(zhèn)洋、常熟、昭文、昆山、新陽、嘉定、金山等縣本年漕糧。繼而復奏準裁減蘇松太糧賦浮額，翌年十月再奏準豁免江寧府屬上元、江寧、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七縣錢漕三年。

當時江蘇的賦稅，在全國已屬最重的省份，而蘇州、松江、太倉三郡的糧漕，一向又居全省最高，比同省的常州多三倍，比鎮(zhèn)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這本來就十分不合理，戰(zhàn)后民窮財盡，更無法承受，于是便出現(xiàn)虛報天災、官墊民欠等弊端，造成賦額重而征收實少的現(xiàn)象，此即所謂“糧賦浮額”。

李鴻章指出：“辦災辦緩，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產(chǎn)，不減額之弊，在多一分虛數(shù)，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效，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既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p>

減賦與招墾，兩者有著相輔相成的關系。不招墾，無糧賦可納；不減賦，招墾亦難以推行。因為“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xiāng)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里”。減賦不僅有利招墾，而且也是凝聚人心的最佳辦法。李鴻章相信，各鄉(xiāng)百姓“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qū)必更奮，簞壺之雅必更誠” 。

但任何良政的推行，都有可能走樣，因為基層全是貪官猾吏的天下，他們總有辦法把所有良政都變成肥私的機會。用李鴻章的話來說，“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蠲減政策到了鄉(xiāng)下，也不例外。

按照規(guī)定，遇上旱澇歉收，糧戶要呈報荒歉，才能注冊蠲緩錢糧，于是衙門的書辦、保甲，便乘機多方勒索注冊使費。有的田雖然荒了，因為沒錢疏通，辦不了注冊，還要繼續(xù)征糧賦；有的田豐收了，卻因為花錢注冊成歉收，便蠲減了糧賦?！案幸约讌^(qū)應免錢糧，移歸乙區(qū)免征，而甲區(qū)仍行征收者。顛倒錯亂，移址換段，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弊竇叢滋，以難悉數(shù)，總由于書差之圖得賣荒使費，高下其手而起。于是乎強豪之戶，借此挾制，硬占荒數(shù)；懦弱之戶，隱忍含泣，賠完荒糧。種種蒙混，病民實甚?！?/p>

同治四年（1865）五月十六日，李鴻章會同曾國藩、漕運總督吳棠，奏請準江蘇省地漕、錢糧一體酌減，這回卻被戶部堅決駁回。李鴻章深感失望，他寫信給護理巡撫劉郇膏：“奏減地漕一疏，頃奉部復，漕項不準核減，地丁更勿置議。天語煌煌，恐不可以力爭，將來錢糧考成，奏銷難辦，只有多捏災欠?！?當一省行政長官也認同“多捏災欠”時，復興還有指望嗎？

天下之亂，未有盡期，要回復到“蘇常熟，天下足”的好年景，談何容易。如果人們看到李鴻章對未來的預言，亦不免有欲哭無淚之感：